按照陈音之说，远古时代，“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17]因此有了《弹歌》，出于人性的心理本能，后人将其作为最早的孝子之歌，符合人伦情理的命意。虽然它流传于楚地，但并没有被正式命名为“楚歌”，后至夏朝，正式有了“南音”之说。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18]

《吕氏春秋》将古代各地始创的音乐分作“东音”、“南音”、“西音”、“北音”四大体系，各自代表着一种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故云：“孔甲曰：‘呜呼！在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19]“东音”始作于大禹之后十四代的孔甲，因其养子被斧断足，感而赋《破斧之歌》，故称为“东音”。“西音”始于殷商时代，殷整甲，名河亶甲，一名整，甲骨文作戋甲，帝太戊之子，帝外壬之弟。《史记·殷本纪》云：“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毕沅校正：“《竹书纪年》：‘河亶甲名整，元年自嚣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即其事也。”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亦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后来秦穆公取为风诗，故又名为“秦音”。“北音”则始作于殷商时代有娀氏之女，殷契母简狄，即有娀氏之女。《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亦云：“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由此可知，四音产生，各有其背景，唯有“南音”产生的年代最早，也就是上述夏禹之妻涂山氏所作的“候人兮猗”。《候人歌》意为大禹长期在外治理洪水，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令其妾于涂山之南麓去等候大禹的归来，可是不见大禹的踪影，“候人兮猗”就是她寂寞、盼望之时发出的心声。据《淮南子》记载：

禹治鸿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20]

这则故事当然属神话传说，但其中隐涵着大禹工作的繁忙，淡化了对妻子的情感关注，因此，伴随《候人歌》孤寂之情的是“兮——猗”这种感叹音调的产生，这就是“南音”的突出标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云：“兮，稽叠韵。《稽部》云：‘留止也。’语于此少驻也。”清人黄生《字诂》说：“兮，歌之曳声也，凡风雅颂多曳声于句末，如‘葛之覃兮’、‘螽斯羽，诜诜兮’之类；楚辞多曳声于句中，如‘吉日兮良辰’，‘穆将娱兮上皇’之类。句末则其声必啴缓而悠扬，句中则其声必趋数而噍杀。”^[21]由此推断，《诗》《骚》之“兮”字的运用很可能都源于“南音”。“兮”字是有声无义的语气词，语义至此稍作停顿，音调拖长，有一种迂徐舒缓之感，它把前两字的情感内涵增加了，虽然“候人兮猗”的音调无从考索，但想象当时随意而歌的情形，定然有一种余音回荡的悲怨之感。

然而，据古文献记载来追根溯源，以“兮”字的出现为特征的“南音”其产生的时间应该早于大禹的时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指出：

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按，应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22]

葛天氏是远在炎帝、黄帝以前的远古氏族。《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23]虽然当代学者根据《八阙》之名均有解释，^[24]但由于内容已均不可考，各家解释并不一致，《玄鸟》为“八阕”之一，其具体内容也无从知晓。关于黄帝《云门》，据《诗谱序》正义说：“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25]但文献中无法查考《云门》的具体内容。至于《大唐之歌》，尚有记载，据《尚书大传》云：“然乃作《大唐之歌》。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郑注：“《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纯属整齐四言，如果说早在春秋之前已有整齐的四言之诗与带有“兮”字的南音两大类型的诗歌存在，那么，尧之《大唐》与舜之《南风》在句法、风格上完全分属后来的《诗》与《骚》两类。据《孔子家语·辨乐解》记载：

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26]

《南风》的诗意是说，夏季的风依时自南吹来，温熏多雨，使农业收成丰阜，民财充足，免受饥寒之苦。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祈祷与期盼。后人将其与德政联系起来而言：“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乐者，所以象德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27]司马迁《史记·乐书》亦云：“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28]《乐记》与《史记》均认为音乐可以善民心，感人深，可以移风易俗，可以与天地同意，得万国欢心，这显然是依照儒家礼乐教化思想而作的延伸阐释，而并不妨碍我们对《南风》之浓厚诗意的审美感受。

舜不仅有《南风》之诗，还有《卿云》之歌。《尚书大传》云：

舜将禅禹，于时俊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八伯咸进，稽首而和，帝乃载歌：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圣，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29](www.daowen.com)

《卿云》三章，篇幅较长。首章气象最高，卿云灿烂，以至漫天皆是；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已至宇宙之间，高浑壮丽。次章言天陈灿烂群星，而日月光华，却只弘于一人，已启后世应制诗之端。或帝敬天地而颂之，或臣敬帝而颂之，其出一理。末章写欢乐场面，皆出于歌功颂德，对后世“颂”诗也具有启迪作用。如果从宋代朱熹所推崇的“圣人气象”与“气象浑成”的审美倾向来看：“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30]此歌是最具有“圣人气象”之作。

然而，当我们比较舜之《南风》《卿云》与涂山氏之女的《候人歌》时，不难发现，舜之《南风》《卿云》已是非常成熟的歌曲，为何涂山氏《候人歌》才“实始作为南音”呢？对此，我们认为，《南风》作为先秦楚歌是肯定的，因为《尸子》一书已有记载，后来又有《新语·无为》《淮南子·诠言训》《史记·乐书》《孔子家语·辨乐解》《文心雕龙·章句》等书均有记载，足证它作为先秦楚歌的存在，但是否为舜所作则须存疑，但《卿云》则是汉代《尚书大传》的作者伏生之伪作。^[31]作者大概以为《尚书》中本已记载有成熟的四言歌曲，如《尚书·虞书·益稷》载：“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32]《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等，于是将四言诗的形式结合“南音”中“兮”字的运用而为《卿云》并系名于虞舜。其实，诗中所谓“俊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之“相和”的场面与其篇幅之大，成熟度之高，在舜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可以断定其为后世仿作。

至于《南风歌》，孔子本人就认为它是南音，《孔子家语》卷八《辨乐解第三十五》云：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33]

在这段话中，孔子明确说明《南风》是南方之音，他是以此教育子路不要奏“北鄙之音”，因为孔子认为，舜好南音，“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而“殷纣好为北鄙之声”，象杀伐之气，荒淫暴乱而终以亡国。司马迁《史记·乐书》也是将《南风》与殷纣好北鄙之音对举，意以《南风》为“南音”。如果按孔子、司马迁之说，舜之《南风》已为南音，那么，它早于《候人歌》。^[34]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35]虽然曲子的形式我们无从知晓，但“兮”字音调，即兴而歌的形式，显现出“南音”的基本特点。

如果说当今学界对《南风歌》是否为舜之所作尚存争议的话，那么《夏人歌》则应该是直接继承夏初《候人歌》而来的作品。据《韩诗外传》所载：

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群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从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至，举觞告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拍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遂适于汤，汤以为相。^[36]

从《夏人歌》简短的篇幅，四言为主的句式，应该是在夏商之际的作品，既然《九歌》能在夏启时代流传，那么《夏人歌》在夏代末期产生也应该合乎情理。

在楚歌的孕育期，已经形成了整齐的四言之诗与带有“兮”字的“南音”两大类型的诗歌存在。“四言之诗”归于《诗》，其中间环节是《周易》中的古歌，《周易》中保留了比较完整、真实的诗歌文本，它是通往《诗经》的最完美的铺垫与最佳过渡。试比较《周易·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周易·渐·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与《诗·小雅·鸿雁》中的“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归，劬劳于野。”再如《周易·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与《诗·小雅·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何其相似乃耳！还有如《周易·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使之入《诗·雅》恐难辨析其为《周易》古歌还是雅诗。还有如二、三、四、五言杂陈的句式，比兴手法、重叠字的运用以及用韵等等，都表明《周易》古歌是通往《诗经》的最完美的铺垫与最佳过渡。^[37]

带有“兮”字的“南音”则归于《骚》，其中间环节主要是《九歌》《夏人歌》之类的作品，夏代已有《九歌》流传，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38]《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奏《九歌》而舞《韶》”，《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种文献所记载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衍化，但可证《九歌》在夏启时代已经存在。有的学者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文献材料，详加考论，证明夏后氏的原始《九歌》为宫廷祭神之乐，因夏桀亡命于苍梧之野而流入到沅、湘之域，逐渐成为充满南国风韵的荆楚民间娱神并自娱之歌，最后由楚国屈原“更定其词”，又成为极具个性化的文人之作。^[39]书面文献失于记载，而出土文献却为我们提供了可资探讨的信息。以荆州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录来看，“祭祀的对象除圣王、昭王、柬大王等先王外，还有大水、句土（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祇。”^[40]祷告的祖先有“卓公”、“惠公”。祭祷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等。^[41]其中司命、云中与《九歌》中所祭祀的对象完全一致。天星观1号墓的墓主为战国时人，由此至少可以说，早在战国之前司命、云中就已成为《九歌》中祭祀的对象。按照马茂元先生的观点：其一，《九歌》的来源很古，到夏启的时候开始流传；其二，古代的娱乐生活和宗教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夏启举行大规模的歌舞，必然与隆重的祭祀仪典同时进行，因此，结论是：流传在楚地的《九歌》和古《九歌》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42]

到春秋时代，又有“钟仪楚奏”的历史故事，可以肯定地说，这时的“南音”就代表着当时楚国的音乐。“钟仪楚奏”之典出自《左传·成公九年》，楚国乐师钟仪被郑国俘虏而献至晋国，晋景公听他自称伶人族，便问他：“‘能乐乎？’对曰：‘先父之官职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43]杜预注“南音，楚声”。南音即楚声，但当今的我们却无法明了钟仪所操南音的基本旋律格调，那么，它的主体风格是什么呢？根据后人的解释，它的主体风格属悲凉哀怨类型。左思《吴都赋》有“登东歌，操南音”之句，《文选》李善注云：“南音，徵引也，南国之音也。”^[44]杜挚《笳赋》亦有“吹东角，动南徵”之句，那么五音中的“徵调”便是琴曲“南音”的突出表现特征。古人关于宫、商、角、徵、羽五音之论甚多，清人陈澧《切韵考》卷六认为，在音韵学上，“宫”、“角”属平声，“商”、“徵”、“羽”属去声。邹汉勋《五韵论》认为“徵”声应归去声。“去声分明哀远道”，这是音韵学家们的共识。那么，哀伤、哀怨之音应是“南音”的主调。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多数先秦楚歌、汉代楚歌以及《楚辞》等文学作品来看，确实是以悲凉、哀怨为主调。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说：“（楚辞）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45]从荆轲的《易水歌》写悲壮赴死、项羽《垓下歌》之“悲歌慷慨”、刘邦悲歌《大风》之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再到刘彻的《秋风辞》、李陵的《别歌》直至汉代那些皇子、贵族、大臣们的《绝命辞》，均以凄惋悲凉，感人肺腑。

楚歌与钟仪所“操南音”均属“楚声”，但它们的区别在于钟仪以琴操“南音”为纯粹琴曲，楚歌则是一种音乐文学：歌。《礼记·乐记》云：

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46]

它来自于个人或民间声音的吟唱——“长言”，大多为即兴之作，或见景生情，或感事生情，或即事抒怀，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歌咏的情调大多给人以悲凉哀怨之感。由此而论，琴曲“南音”与楚歌主悲主怨的沉郁情调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