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楚歌发源于楚地,具有鲜明的荆楚文化色彩

楚歌发源于楚地,具有鲜明的荆楚文化色彩

时间:2023-1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4]将楚歌视为楚地之歌,且包括“谣”。准确地说,楚歌滥觞于楚地,但它经过了孕育、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是包括楚地民歌在内而具有鲜明的荆楚地域文化色彩,曾经流传于先秦各诸侯国的一种即兴演唱,以短章杂言体式为主,往往带“兮”字的诗歌体裁。因此,《弹歌》为先秦楚歌的滥觞之作应该是无有疑义的。

楚歌发源于楚地,具有鲜明的荆楚文化色彩

何谓楚歌?《辞海》《辞源》都说:楚歌就是“楚人之歌”。这种定义源自古人对项羽“四面楚歌”之“楚歌”的解释,如《汉书》颜师古注“四面皆楚歌”曰:“楚歌者为楚人之歌。”应劭则说得更具体:“楚歌者,《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1]司马贞《史记索引》亦引颜游秦语云:“楚歌犹讴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是楚人之歌声也。”[2]沿续至今,“楚歌即楚人之歌”庶几为定论矣。

也有人另有新说:“楚歌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楚地歌曲,它既包括可供吟唱的歌辞,也包括吟唱时特殊的节奏声调。”[3]“楚歌,顾名思义,即为流行于楚地域的歌谣。”[4]将楚歌视为楚地之歌,且包括“谣”。

质而言之,作为定义,这两种说法都不周全,先秦时代的楚歌既不限于楚人,也不限于楚地。准确地说,楚歌滥觞于楚地,但它经过了孕育、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是包括楚地民歌在内而具有鲜明的荆楚地域文化色彩,曾经流传于先秦各诸侯国的一种即兴演唱,以短章杂言体式为主,往往带“兮”字的诗歌体裁。

远古时代的人们所谓的“歌”与我们现代人所谓的“歌”有所区别,多数情况下的歌是“咏”或“诵”的。许慎《说文·欠部》说:“歌,咏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歌者,长引其声以诵之。”《说文·言部》又说:“咏,歌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曰:“咏之言永也,长声而歌之。”可见“歌”与“咏”互训。《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咏言”,故孔传云:“诗言志以导之,歌咏其义以长其言。”到后来发展为与音乐配合而唱者谓之歌,故毛传说明《诗·魏风·园有桃》之“我歌且谣”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区别了“歌”与“谣”的各自不同的特点。所以,先秦楚歌的最初形态是“咏”或“诵”的,后来才逐渐合乐,便有了“曲合乐曰歌”之说。再往后发展,因地域之不同,种类之不同,古代“歌”的形式逐渐呈现出复杂多样性,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三《杂歌谣辞》中引梁元帝《纂要》云:

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阳陵》《白露》《朝日》《鱼丽》《白水》《白雪》《江南》《阳春》《淮南》《驾辩》《渌水》《阳阿》《采菱》《下里》《巴人》,又有长歌、短歌、雅歌、缓歌、浩歌、放歌、怨歌、劳歌等行。[5]

可见“歌”至秦汉的形式所具有的多样性,因此,命名也就不同。

又云:

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郸歌》之类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类是也;有伤时而作者,微子《麦秀歌》之类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宁戚以困而歌,项籍以穷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虽所遇不同,至于发乎其情则一也。[6]

这是在解说创作的动因因地因人因事而异。(www.daowen.com)

那么,“楚歌”起源于何时呢?这得先谈到“歌”的起源,根据闻一多先生的说法,“歌”起源于原始初民“孕而未化”的语言。

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音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样界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7]

闻一多先生的说法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原始初民的语言“孕而未化”,故而“歌”有可能起源于劳动,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者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8]亦可能产生于对自然的模仿,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9]亦可能产生于宗教祭祀的巫术,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10]李泽厚也说:“后世的歌、舞、剧、画、神话、咒语……在远古是完全揉合在这个未十分开化的巫术礼仪活动的混沌统一体之中的。”[11]诸如劳动说、模仿自然说、宗教祭祀之巫术说等等,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具体到先秦楚歌,无文字可考的“歌”我们无法去追寻,有文字可考的楚歌,其滥觞之作则是《弹歌》。其歌词载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春秋末年,楚人范蠡向越国的国君勾践推荐了一位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勾践询问弹弓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远古民歌,并叙述了弹弓的产生与流传过程:

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著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

炎帝、黄帝发明弧矢,到楚弧父改进为弓矢,再到楚琴氏“施机设枢”,创造弩机,伴随着楚人对弧矢、弓矢、弩机的不断改进,这首《弹歌》一直流传于楚地。因此,《弹歌》为先秦楚歌的滥觞之作应该是无有疑义的。[12]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民生而志,咏歌所含。”[13]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谣所兴,宜自生始也。”[14]也就是说,虽然虞舜、夏禹时代的遗文不曾见到,但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也就有了歌谣,由于年代久远,当时且无文字记载,是唱是诵,虽无从考证,但这八个字的古歌,却节奏分明,音韵和谐,这首民歌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弹”生产制造的过程和“弹”的用途,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用“弹”来猎取食物的喜悦心情,非常生动而有气势。清人张玉谷说:“八字直分四句,而弹之制与弹之用,无不曲尽。刘勰以为至质,愚以为更饶古趣。”[15]“饶有古趣”,首先是就内容而言,它确立了荆楚民歌与《诗》之“风”一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贴近生活的艺术传统;其次是就艺术形式而言,短章杂言,不拘一格,即兴而歌,古朴自然。而最关键之点,就在于“楚声”独特的语言系统与音韵系统。有学者认为:“语言音调(音)是音乐音调(歌)抽象的原型,音乐音调(歌)是对语言音调进一步抽象的结果。两者之间在音调的高低升降、节奏、音(音阶)以及风格上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歌’就是对‘诗’中已经具有的高低升降、节奏上更富于变化的音调的运动形态(即由‘言’变为‘长言’),而且这种音调的高低升降在音与音的高低关系上(音程)、长短关系上(节奏)是具有明确的数比关系的,所用的音也是高度概括的具有严格序列关系的调式、调性的音。通过这种升华、扩展,语言音调的声音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形式化,具有更独立的听觉的审美价值。”[16]本来这一段话语是针对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关于昆腔南北曲的关系而言的,但似乎也是针对歌诗而言的,因为它的确指出了先秦楚歌的本质特征。

歌诗之兴,必以民间歌谣为先,先秦时代,一地有一地之歌谣,一地有一地之语言系统与音韵系统,由此形成不同地域的音乐、曲调与歌咏声情,而先秦楚歌以其特有的语言声情构成了“楚歌体”特有的艺术魅力而流传于诸侯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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