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弗洛姆年仅十四岁。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萌发了很多的问题，战争使他感到疑惑和苦恼，促使他思考人类行为的根源，于是他走上了探索人性和社会生活规律的道路。弗洛姆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别的任何事件决定了我的成长道路。”在他后来的学习中，更进一步看到了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发展对个人人格和行为的深刻影响。由于社会文化力量的重要性，那么就应该去分析这个社会的结构，从而理解社会中的人格结构。

1929年，弗洛姆回到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并从事心理治疗，他一生的研究工作便和法兰克福学派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兰克福学派是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派，其宗旨就是以人道主义、人性论为基础，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对当代工业社会展开全面的批判。弗洛姆正是在这一学派的影响下，开始关注群体的命运和宏观的社会趋势。他把性格分为两个部分：“社会性格”和“个人性格”。“社会性格”是性格结构中的核心，为同一文化群体中一切成员所共有。“个人性格”体现为同一文化群体中各个成员之间行为的差异。在他看来，性格是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影响而形成的，而一旦形成了性格特性，又会推动社会进程。举个例子，有一个小店主，他有强烈的积蓄冲动，并且憎恨浪费，对于他来说，想生存就必须节俭，那么这种冲动对他就大有帮助，这便是性格的经济功能。此外，有积蓄欲的人是其性格使然，如果他能按自己的欲望积蓄，他还会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这就是性格的主观功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的性格，即社会性格，转化为个人在社会中必须履行的客观职责，人的精力就会变成生产力，成为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实，这是弗洛姆提出的对理想社会的要求，即一旦某些需求在性格结构中发展起来，所有与这些需求一致的行为既能使人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又能使人在物质上成功获得实际利益。只要一个社会能够同时满足个人的这两种需求，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心理力量会黏合社会结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弗洛姆，着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和批判当代工业社会的各种现象。在这方面，弗洛姆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曾一度是弗洛伊德的“粉丝”，然而却并不完全赞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本能学说”，他不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此外，弗洛姆还深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张扬始终是马克思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弗洛姆曾经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与弗洛伊德不同，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是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即劳动入手的。如果说在对人性及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弗洛姆是融合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话，那么在社会批判方面，弗洛姆则更多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

1934年弗洛姆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定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他到美国后，先后在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在弗洛姆执教和研究过程中，他慢慢将自己的思想融入自己的人格理论中，他将性格划分为两大类：生产的倾向性和非生产的倾向性。前者是健康的性格而后者是不健康的、病态的性格。生产的倾向性就是弗洛姆心中的理想人格。生产性的人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理想境界和目标。

非生产的倾向性可划分为四个类型：

接受倾向性。这种人没有生产和提供爱的能力，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完全依赖别人，是被动的接受者。(www.daowen.com)

剥削倾向性。这种人并非依赖自己进行生产和创造，从他人那里索取东西，对他人进行攻击或榨取，喜欢利用人。

贮藏倾向性。这种人通过贮藏而获得安全感，他们的哲学是“资产和财富就是安全”，他们与人疏远，人际关系表现为退缩。

市场倾向性。这种人在各个方面表现为随雇主的需要而变化的性格特征，弗洛姆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有丧失个人独特性而变成纯粹机器人的危险。

以上四种非生产的倾向性性格只是“理想类型”，而不是对某一特定个体性格的描述，即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弗洛姆认为，非生产性人格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增加生产性人格的因素。

弗洛姆心目中理想的生产性人格，是一种重给予和奉献的人格特征。而他倡导的是将每一个个体的性格培养为与社会性格相一致，如此能够让个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进程。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弗洛姆提出了他格外重视的社会因素和手段，那就是教育。弗洛姆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在于使个人具备将来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特性，就是把个人的性格塑造得与社会性格相近，使个人的欲望与其社会角色的必然欲求相一致。所有社会的教育制度都决定于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