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地名看，除少数民族语地名外，汉语地名的含义都非常浅显，基本上都是采用民间通俗、易懂的直白语言命名。其特点是：靠山以山名之，近沟以沟呼之，临水以水命之，平地则以窝堡居之。而且，常常都是以姓冠于前。此外，则是重名，如刘家窝堡、王家窝堡、赵家窝堡、团山子、三家子、两家子、孤家子、头台子、二台子等，都有几多重复。而寓意深远、文雅之名极为少见，反映了当时本地文化层面的现状。

在法库地名中，以“山、岗、沟、台、坨子、洼地、河、水”等地形、地貌、地物命名的地名计151条，占全县居民点地名总数的27.45%。这一数字突出反映了法库的地理特征，说明法库地区是个有山有水、丘陵与平原相间的地带。而且，从分布上看，体现出了北高南低之地理走向，具有适宜不同作物生长的优势。同时，从其边门、边台（叶茂台）、驿站地名看，法库又是一处极具军事特点的要地。是盛京（沈阳）通往内蒙、吉林的重要边塞关隘。据史书记载，在清朝时期，由盛京到黑龙江流域主要有三条干道：一由盛京出威远堡边门，经吉林为东道；一由盛京出法库门，经蒙古草原为北道；一由盛京出法库门，经伯都讷（今吉林扶余）为中道。东道俗称“御路”，是官司奉公弛驿专用的驿道，北道和中道是一般仕商民人所必取径的道路。三条干道有两条经由法库，法库门不仅是商贩往来必由之路，也是由蒙古境入法库门至盛京的必经孔道。《读史地舆图纪略》载：“……地形前有法库山，市街在狭隘峡谷之间，地势最为要害，实北边之锁钥也。”正是因为这种地势，所以才有盛京（沈阳）北大门之称。另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载：“……光绪三十二年，依三十一年中日北京条约开为商埠。同时析新民、开原、铁岭、康平等县地，置法库门直隶厅。治三台子。民国改县。属奉天洮昌道。为边墙各门中最盛之地。满、蒙交通之冲。输入蒙古洋货，以此为中枢。”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法库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乃盛京（沈阳）北面的门户，在军事上是兵家必争之地。

此外，以“屯、庄、窝堡（堡）”命名的地名亦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仅用窝堡（堡）命名的地名就达109条，占全县地名总数的19.81%。这些地名的形成与由来，即揭示了法库地名的形成特点，也蕴含着某些历史文化内涵，隐藏着些许古地名的影子。

屯。屯，即通常所说的屯子，是地名中最常见的一种。它的形成源自金代计口授田、元代军屯、明代民屯的“屯田制”。元朝是中国屯田制度大发展的时期，朝廷把圈占来的一部分土地作为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建立起大量的屯田据点，屯田面积达1800余万亩，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左右。

1982年，在十间房镇前魏家楼村高丽房屯出土了一方铜质“管军总把印”，印面方形，每边长6.3厘米，正面铸阳文八思巴文（世宗至元六年颁行的“蒙古方体字”，官方使用的一种文字）五个篆字，右侧为“管军总把印”五个汉字；印面左侧錾两行汉字，第一行为“至元十年二月日”，第二行为“中书礼部造”。《元史百官志》载：元朝枢密院总领军事，在京师设左右中前后五卫，置亲军都指挥使领宿卫诸军，在地方诸路设万户府专管军户，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还有1958年在和平乡的和平村出土了一方“左卫阿速亲军百户印”，印为铜质，方形，每边长6.8厘米，上面阴刻汉字“左卫阿速亲军百户印”。“左卫阿速亲军”应为京师宿卫军。从这两枚八思巴文铜印看，法库县境在元朝时应属于屯田制的军屯。(www.daowen.com)

明朝时主要实施民屯制。明朝初年，朝廷为了安置战争中的流民，培植与扩大税源，采取了三种形式建置民屯区。（一）强制移民，并村、并户，将零散户集中到一起，形成大的屯垦区，政府分给其耕牛、种子、农具、旅费等。（二）募民屯田。把一些无田之民或“流移未入籍之民”招募起来垦耕屯田。（三）利用“罪徙”屯田。中央设置司农司，“专营迁民屯事”。地方民屯由州府、卫所直接领导。民屯的基层组织是“屯”，大致是“十人为一甲，甲有甲头，五甲为一屯，屯有屯总”，屯总以上设“老人”，其职责是“督责耕种，征收税粮”。各地屯丁所耕种的土地数量和所负担的税额并不一致，甚至相差较大，但大体说来要比军屯地租稍轻。罪犯参加屯田者，其待遇比普通屯丁要低。清初，贬官流放铁岭（尚阳堡）就是这种“罪徙”屯田的继续。正是这种屯田制，形成了我县以“屯”命村名的诸多村落，如务名屯、工夫屯、尚屯、崔家屯、靠边屯、靠山屯、造化屯、大辛屯、吴家屯、曹家屯、刘邦屯等，它们是典型民屯基层组织“屯”的遗存痕迹。

庄。庄的形成源自于封建社会领主庄园制。这种形制在南方较为多见，北方则较少。通常都是由朝廷命官、士绅、富豪（大地主）等建立起来的村落，具有名头大、村形大的显著特点。法库县以庄命名的村落虽然不多，但却体现了这一特点。像法库县西境的辽朝萧氏家族的头下军州、私城等就属于这一类。还有法库县南境清朝内务府治下的粮庄，也属于这种情况，只不过当年是那些以皇庄、王庄、衙署庄头命名的村落已经消亡，现只有大辛庄、太平庄等几个庄字号屯落。

窝堡、堡。法库境内叫窝堡或堡的村落多达一百多个，考证这些地名的形成与命名，基本上都是由最初垦荒者搭建的窝棚（窝铺、地窨子、马架子）演变而来。这一点恰恰说明了法库建治前的土地情况。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后来，因为有了满清统治者的入驻，极大地刺激了满清贵族、官署衙门、王爷、寺庙和尚、尼姑、道长等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欲，大肆圈占土地、垦殖耕种。招募了众多移民、流民为其开荒、耕种、经营打理。那些垦荒者、佃户、雇佣者，为了多出活，或是为了看护庄稼，或是为了生产上的便利，便就近、就地搭建简易住所。或挖个地窨子、或搭个马架子，上面再苫上点草，就成了个简易的窝棚，住了下来。为了节省时间，一开始有家人送饭，后来干脆把锅灶也搬了来，就地起火做饭，老婆孩子也随之跟了过来，窝棚不够大了，便行翻建。随着垦耕土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人手不够了，东家便又行招募、雇用了一些长短工、耪青户。窝棚逐渐增多了，也就形成了聚落，应该有个名字了，就很自然地以首居者“××窝棚”称之。当窝棚居民达到一定规模，成为大的聚落后，便将“××窝棚”，改成了“××窝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地名工作的管理，出台了《地名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并于1981年开展了第一次地名普查，按照“一个县（市、区）内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一个乡、镇内自然村名称，一个城镇内的街、巷、居民区名称，不应重名”的管理要求，对诸多重名的地名进行了技术处理，有的冠以方位区别，有的省略了“窝”字，有的去掉了“堡”字。于是，最初以“窝堡”命名的村落便改为了“潘家堡”“雷家堡”“张家堡”或“张家”“刘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