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满、蒙少数民族语命名的地名有二十多条，余者均为汉语地名。从时间上看，满语地名先于蒙、汉地名。这表明法库在经了历史上的萧条之后，因女真族的崛起、满清王朝的建立及不断向蒙地扩展，才有了本地的复垦和满、蒙、汉等民族的融合，所以满语地名产生的较早。

满语地名。满语地名，主要分布在县境南部，现所存续下来的仅十几处，是法库境的早期地名，形成于后金天命（1616—1626）、天聪年间（1627—1635）。明末，当满族人逐渐强盛起来并成为东北地区的主宰者后，处于满蒙交界的法库地区，成为了蒙古人与满族人相互争夺的空间地带。为防止和征服蒙古兵的侵扰，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出十方寺（石佛寺）征讨喀尔喀部，并在辽河北岸，今依牛堡子镇一带派兵驻扎，建立军事防御区。于是，便在这一地区首先形成了以“牛录”（牛录，最基层军事单位）命名的村屯。如依牛堡子、花牛堡子、后前九佐领堡子（已消亡）、敖牛堡子、牛其堡子、邦牛堡子、法库山、法库门等。驻扎在辽河北岸的牛录军队，紧挨着辽河套，实行的是平战结合，亦兵亦农的政策。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在沟汊纵横的河套内围堰捕鱼。满语（女真）称这种酷似鱼脊梁骨的“围堰”为“发库”，音译为“鱼梁”，亦既“法库”。称附近之山为“发库山”，称柳条边门为“发库门”（今依牛堡子镇的旧门），于是，就在这一带产生了法库境内最早的村落，出现了最早的以“满语”命名的地名。

蒙语地名。蒙语地名，主要分布在南部的依牛堡子和西北部的卧牛石、包家屯境内。用蒙语命名的地名较少，在东南部有阿山沟、黎巴彦、贺尔海，西北境有哈户硕、大莫嘎、敖海沟、包家屯等。南境的蒙语地名形成于天聪年间，为早期臣服于后金的喀尔喀部被编入蒙古八旗后，奉旨入垦法库山（主要是在法库南部一线）耕种时留下的地名。之后，该部返回原属地，为后人留下了一些见证历史的蒙语地名。柳条边外的土地虽为科尔沁左翼三王旗所属，但因为是王府牧场，少有住户，直至乾隆年后招汉民垦耕，故形成大量以汉语命名的地名，而蒙语地名却仅有十来条。

汉语地名。汉语地名在整个法库地名中占主导地位，是伴随着柳条边内、外土地的开垦逐渐形成的。法库境内土地的开垦先是在柳条边以南展开的，边外蒙地的全面开垦晚于边内。

汉语地名大量出现的原因：

一是柳条边因素。在对柳条边的管理方面，除设有防御衙门（后改章京衙门）、驿站外，同时还有专司管理修边的千总（俗称“老千”）及一定数量的边台人（台丁）。法库境共设有一门八台，自东而西分别是：头台子、东二台子、法库门（三台子）、四台子、五台子、双台子、叶茂台（边门）、西头台子、西二台子。按当时的规定，每个边台设千总3到4员，下辖台丁150到200名。“台丁是由汉人入旗籍人充之，种地免征租税”，俗称“边台人”。台丁的担当者和站丁（驿站驿差）一样，最初都是由吴三桂等残部充当。《奉天通志》记载：“台丁、站丁之南人，系康熙年间平定逆藩吴三桂俘虏，编管盛京兵部，拨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即康熙三十一年（1673），旨令撤消三个藩王之后，其残部被遣送回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和官庄壮丁。站丁的职责是传递文书，是随驿站走直线。台丁的职责是“俱供补篱浚壑”，即在每年的二月、八月，修壕补边二次，“并司采山梨、红野鸡，于冬十月进贡之职”。边台人是随边而动，专司修边、补边，人们俗称其为“边耗子”。一门八台的台丁、站丁，在柳条边沿线形成了8个边台和靠边屯、顺边屯等聚落。同时，因为台丁人的沿边往来行走，踩踏出了一条“沿边路”，后经修整成为了“边达道”，即今叶茂台镇至和平乡公路的前身。又在边达道沿线出现了投奔边台人而进行垦殖耕种的村屯。就这样出现了一批因柳条边而形成的以汉语命名的沿边村屯。(www.daowen.com)

二是皇室、王府、官府和蒙王的招垦。清初时法库地区土地都是荒地，可谓蒿草连天，野兽成群，大批土地都未开垦。以柳条边为界，清皇室、王府、官府等占据边内的土地，建有各自的庄园，土地由八旗壮丁开垦耕种，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村屯（有的村庄已经消亡）、粮庄，产生诸多以汉语命名的地名。边北是蒙古三位王爷的属地，还有一些为寺庙地产。柳条边弛禁后，王府或出卖山荒，或广招流民代耕，派员管理收租。就这样陆续迎来了一批批汉民，成为了地主、庄园主的雇佣者、佃户或长、短工。当他们建宅而居时，也就形成了一个个汉语命名的村落，在边外尤以窝棚命名者为最多，后演化为窝堡，而后又简化为堡。

三是公主下嫁。康熙九年（1670），固伦端敏公主下嫁成吉思汗二十一世孙达尔罕亲王班弟。雍正八年（1730），和硕端柔公主下嫁科尔沁左翼后旗第八任札萨克郡王齐默特多尔济。伴随公主下嫁而来的一些工匠，俗称“七十二行”内当差人，他们择地而居，或为庄头代为王府收租，或自开买卖、店铺、作坊，不仅自食其力，还带动了各业的发展，繁荣了本地的经济。如科尔沁右翼中旗下嫁公主的差役，他们走到法库门后不愿再向北行，便滞留在边门外开荒耕种，竟然形成了“七大屯”“八大段”和一些插花地。这些土地都是随公主下嫁而来的差役，在这定居开垦的，定期定量向王府纳租。于是又形成了一批以汉语命名的村落。

四是灾民涌入。乾隆八年（1743），天津、河间等地大旱，饥民大批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北上，清政府怕惹起变乱，乾隆破格下谕开禁，密告官吏“准流民出口就食”。次年（1744），直、鲁、豫各省又大旱，清政府也援例允许饥民出关觅食。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京南诸县遭灾，又“准令无业贫民出口觅食”。乾隆时期的数次开禁，实际是对东北弛禁，柳条边在这时便逐渐开始失去了它的封禁分界作用。于是便有大批汉人源源不断地由关内逃荒到东北（闯关东），成为满清庄田主、蒙王招垦区的垦荒者、佃户。当那些逃荒者被指定到各处，或为雇主垦荒，或为庄田收租，亦或看青、耪青时，他们便成为那里的首居者。为了方便耕作，遂就近就地搭盖起简易的马架子式的茅草窝棚居住（俗称地窝棚）。后随着家人、族亲的到来，逐渐变成了居民点。继之，又有老乡、亲朋投奔而来，伴随着人口、户数的不断增多而形成村落，遂以首居者之姓名之。如王家窝棚、赵家窝棚、李家荒地、马家荒地、汪家沟、马家沟、陶家屯、邢家屯等等。故而就有了遍布全境的诸多用汉语命名的村、屯。诸如嘉庆七年（1802），取消封禁令后，蒙古三位王爷广招汉族流民开垦蒙地，截止到民国十八年（1929），已开垦蒙地597700亩。随着时日的变化，众多以“窝棚”命名的村屯，陆续被“窝堡”所取代，有的简化为“堡”。

五是三王陵管理机构的设立。在法库境柳条边外（今卧牛石乡、四家子乡、慈恩寺乡、孟家镇）一线的山岗地带，葬有科尔沁左翼蒙古三王（达尔罕王、博尔济王、宾图王）陵墓三十多座。为了对陵园的管理，王府在这里设置了专司陵园管理的“衙门达（亦称衙墓达）”“陵防营”“公益地局”（祭田地）等机构，负责陵墓的护理、祭祀。管理机构内设总理，总管扎兰，副管衙墓达，头等、二等、三等护卫，各陵祭祀达，五、六、七品典仪等官员和陵差、壮丁等，仅中旗王爷陵就达1250人。各陵均有各自的衙墓达护卫、祭祀达典仪及祭田地丁户。三位王陵的祭田占据边外大片土地，南以柳边为界，北到康平，东至孟家镇，西近包家屯界的大面积范围内都有三王陵的祭田地。负责耕种祭田地的壮丁遍布边外各处，于是，在这个范围内，便又形成了诸多以围绕三王陵寝服务的汉语命名村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