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我没有认真想过，这里只能借王国维的一个说法，引申出自己的一点见解。

数十年前，王国维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的文章。其云：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1]王国维的这一说法，如果是着意赋予我们做哲学研究（和美术工作）的以一种殊荣，那真是愧不敢当；如果他只是为了强调一种责任，那么我以为亦应该由所有的人文学者和有志于从事人文研究的人们共同地承担。

什么是人文？又，什么是人文学者和人文学者应该担当的责任呢？

“人文”出自中国古老的一个说法：“人文化成”。其意指把人“文”化，使人成其为人。人何以需要“文”化才得以成为人？皆因人亦来自于自然有同于动物者。如饮食性事，人与动物有共同的需要和欲望。然而，人与动物不同的是，动物找到可吃的，吃罢了事；人面对美食，他会想到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更进一步他会想到乡村邻里、他乡他族，再进一步他还会想到过去未来。这是人的长处，人由此显示自己优越于动物；亦是人的困顿，人由之牵引出无穷的忧思。人文学者就孕育于这无穷的忧思中。不同的人文学者也许各自切入问题的角度可能非常不同，但是他们关切的问题却具有共同性：人是怎样的，人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由人构成的社会又是怎样的，怎样的社会才可以称得上适合于人生活的真正的社会？

人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培植理想人格的问题；怎样的社会才适合于人的生存从而成为真正的社会，这是编织理想社会的问题。

理想人格讲“培养”，是说它的实现虽然亦需付出努力，但毕竟是每个个人自己可以做到的，孔子说“为仁由己”便是指这一点。

理想社会讲“编织”，则是说，它作为一个终极目标，不是个人自己可以求得，不是某一代人可以达到，甚至是永远亦不可能达到的。

之所以说具有终极意义的理想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是因为它是排除了各种各样的特殊性才建构起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代人，都只生活于特殊的境遇中，只作为一殊相而存在，都是不完美的，有缺失的。因之，完美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人的应然性的价值信念或必然性的逻辑推论中。在这一意义上说，理想同于空想。或依王国维所说，此即“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者。

然而，人类社会却又不可以没有理想。没有起码的做人的信念和作为个人如何与社会相处的理智，我们便无法把自己与“畜牲”区别开去，无法善待父母兄弟姐妹，社会亦无法建立起正常的公共关系。特别是，当一个社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拉扯到物质利益面前以同一标尺予以裁度从而使社会走向平面化的时候，关于理想的建构便使人们得以与平面化的社会拉开距离，并借自己的审视与批判使社会有所警醒。无疑正是在这当中形成了被称为“知识分子”（人文学者）的一个基本定位（与基本功能）；他们是借编织理想世界去批评现实世界的那一群人。把社会平面化，把在恒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厚度与深度消解之后，人与社会其实都是已经被变形、被扭曲了的。因之，许多思想家、文艺家宁肯生活在理想中，并以为借应然性或必然性构筑起来的理想，比之于现实更具真实性。(www.daowen.com)

如果这一说法得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谈大学和大学精神了。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蔡元培的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以为现存的大学校长所接受。而且，他亦只强调百家学问，并未领及人文理想。所以，他的见解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这里要表述的一个想法是，如果大学的培养，仅仅是为了给青年以一谋生的手段，那么，学习理工农医就够了，何必设置人文这一类“无用”之学？可是，近年来许多工科大学都在纷纷引入文史，求“无用”之“用”。这不是很奇怪吗？要知道，当历史系的老师给学生上一堂秦汉史时，这当中便决不仅在告诉学生一个历史事实，而实际上是把学生当下的存在移入历史的深处，追随着祖先的脚印寻找族类的魂；当中文系的老师给学生上一堂诗词课时，这当中便决不仅在教导学生如何遣词造句，而实际上是使学生的情志摆脱形质的拘限，升进于精神的层面营造超越的心；当一位哲学系的老师给学生讲一堂本体论时，这当中亦决不仅在告诉学生如何处理经验知识，而实际上必须让学生对人生的觉解走出经验的视域，建构起先验的形上依据以成就“族类的魂”“超越的心”为终极的“在”；等等。

必须申明的是，我这里的说法，不是对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功能的科学界定，而只是举例说明。我意图借这些举例说明，确认大学的文科和人文教育，其核心的问题，即在于引导学生走出当前、经验、功利，走向久远、先验、形上，走向超越。如果说大学的人文教育得以如此定位，那么，以下一种表述，也不妨可以成为对大学精神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面对校外的功利社会尽管显得迂阔，又唯如此才尤其可贵——这就是：去培植理想人格，去编织理想社会，去寻觅价值永恒！

（原载《中大青年》2000年11月12日A2版）

【注释】

[1]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2]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华书局编辑：《蔡元培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页。

[3]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华书局编辑：《蔡元培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