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岭南思想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性，对近代以来的岭南社会曾经发生过甚至目前仍在发挥着影响，这种特殊性或个性表现在：

一、古代岭南对各种异质文化确实表现出一种广泛的受容性或在文化心态上的开放性。

秦汉以降，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文化风尚纷至沓来，但这些观念、风尚与本土文化之间很少发生严重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岭南人、包括从外地进来已经认同了岭南的人，对各种思想文化实际上是兼收并蓄。最早在岭南建立起封建政权的南越王赵佗就表现出这种倾向。赵佗原为真定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治越时“甚有文理”。但汉高祖刘邦使陆贾出使南越时，赵佗“椎结箕倨见陆生”（《史记·陆贾列传》）。“椎结箕倨”为百越风尚，赵佗贵为国王，以此见使而欣然自得，表明赵佗在心态上即兼容中原与本土两种文化。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佛教文化传到岭南。东吴初任交州刺史的张津“常著绛帕头，鼓琴焚香，读邪俗道书”^[1]。张津身为刺史而如此容纳佛教文化与风尚，交州（含现广东地带）士民可想而知。苍梧人牟子的《理惑论》可以说是佛、道、儒兼容的早期产物。牟子自称：“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翫五经为琴簧。”^[2]此即公开申明他在理论上的这种特点与倾向。入晋，南海太守鲍玄以道教炼丹家的身份而治事。东晋初，嵇含将出任广州刺史，特邀青年炼丹家葛洪同往，必因广州更适合道教神仙论的发展。嵇含赴任途中遇害，葛洪遂留广州师事鲍玄，后来得以成为道教理论的奠基人。葛洪中晚年入居罗浮山，罗浮山也因之成为道教发展的重要基地。

及南朝，天竺高僧纷纷从海道来岭表。名僧真谛北上京都，屡遭南梁、南陈朝廷和建业各种派系僧侣的排斥，但在广州却为刺史欧阳颜、欧阳纥父子与长史袁敬德所厚待。真谛因借广州得以成为我国古代四大译家之一。至唐代，禅宗六祖惠能的出现尤与岭南文化的特殊风尚密切相关。惠能原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县），父因罪被贬入籍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成为岭南人。青年惠能北上初见五祖弘忍时，弘忍曾责：“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道：“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3]惠能并不辩白自己本属中土人，而直以岭南“獦獠”自诩。惠能这里同样体现了作为一个岭南人在文化心态上的受容性、开放性。

古代岭南对各种异质文化的广泛的受容性和在文化心态上的开放性，与岭南独特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地理位置有关。从社会状况看，中原地区较早进入文明时代，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与思维格局，因此，对外来异质文化本能地要取排拒态度；而岭南在秦汉以前尚未形成任何定型的文化体系，它不仅没有能力排拒外来文化，恰恰相反，它就像一张白纸，正需要大量吸纳各种色彩的文化。从地理条件上看，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广州一直有着繁密的海外贸易。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云集广州。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在其游记里称：黄巢的农民军进克广州时，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多达12万人^[4]。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广州建有蕃坊、教堂（怀圣寺）。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岭南文化必然要呈开放性。文化的开放性带来文化的多元性，文化的多元性则为后来岭南得以更早地接受近代文化的洗礼准备了氛围。

二、古代岭南学人特别注重主观觉解并借主观觉解求开新，显示古代岭南在致思方式上的独特性。这在牟子、惠能、陈白沙那里均有突出的表现。

牟子《理感论》称：“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与老子，无为志也”^[5]。牟子把佛与老等同，体现了牟子当时的主观意向。他以“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为尚^[6]，而不以当时流传的求生西方净土或求得肉身成仙为贵。牟子用自己现时的主观心境去演释佛学，佛与老便均主“无为”。牟子对佛学的这种解释与其说是曲解，毋宁说是觉解。

惠能对佛教教理、概念的解释，更带主观随意性，如惠能于得法偈中说“佛性常清净”，把求佛的宗旨归结为求心的清净，即已偏离印度佛教的“涅槃”境界，更舍弃了其中一些教派的神学追求。惠能称：“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7]这即把求生外在西方净土归结为唯求内在心净，以为心净即成佛，心净即抵西方净土。而心境的清净完全是由每个个人自己把握自己操持，毋需外求的。外求的只是得到外在有关佛教的知识，不一定可以悟得本心真性。所以，通过读经来发明佛理，通过坐禅来“起心看净”，即已是妄。惠能说：“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惠。”^[8]这即否弃戒定惠。又称：“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9]这又是强调要以我心之觉解去溶通《法华经》，而不可以佛教经典滞着、转易我心。惠能正是借主观觉解，把佛教从一种追求外在信仰的宗教转变为讲求内在境界的心性之学，从而得创禅宗顿教并引发了佛教的重大变革。

明代新会人陈白沙亦然。陈白沙称：“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10]这里的“觉”即个人主观觉解、悟得。陈白沙认为一个人为学，求“觉”是最关键的。白沙又说：“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11]这同样强调为学不在多读书、多掌握外在客观知识。为学为求心有所得。陈白沙也借凸现主观觉解，一扫明初程朱理学派“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明史·儒林传序》）的因陈守旧学风，独创江门心学，为明代学术思想的转变与开新奠定了基础。

岭南士人重主观觉解并用主观觉解求开新的致思路径，实亦与岭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发展状况有关。北方中土原有的学术基础深厚，名士林立，后学者要跻身士林，必须有很好的家学渊源或师承关系，这种重家学渊源或师承关的学问，使士人对其所承受的学派及有关典籍有纯熟的了解。由这种学风引发的文风，重出处，重考证，重细分缕析与旁征博引，这些，无疑都是优点。但这种强调家学与师承关系的学问又往往要求恪守成说。后人做学问只能在前辈列述的材料的基础上再加几条材料，在前人分定的层次的基础上再衍生出几个层次，这就压抑了学者个人的感受与创见。岭南古代原无深厚的学术渊源与久远的师承关系，在训诂、考据、旁征博引与对典籍原义的知解上与北方学者绝无可比。但悟性不分南北。以触事而悟，必有所得，亦可自成一说。而且，主观觉解或悟得最具现时、现实、当下性。所以，在学风上不拘泥于古旧成说而重主观悟得，显然更有利于贴近现时现实当下的变化而创出新意；在文风上不滞着于繁琐的证定，无疑也更便利于直抒胸臆。惠能成为禅宗顿教的开创者，白沙成为明代心学家的肇始者，两人都出自岭南，两人又都借觉解求开新，这应该是岭南特殊的文化背景的遗赠吧！

三、逐渐增强的商业意识与实利精神，则使岭南古人在价值观上与中土拉开距离。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岭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中土）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又称“其后（吴隐之后）有王琨者，刺史广州，人言南中沃实，官此者常致钜富，世云：‘广州刺史，一经城门，即得三四十万。’”^[12]《隋书·地理下》记：“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

从史料来看，从秦汉以至宋明，岭南官民不少“黩货”者。黩货者，为财富所沾污，因财货而堕落之谓也。岭南官民之所以黩货，则因它在地理环境方面“包带山海”，本土常出奇珍异玮，又与海外各国有发达的商业贸易往来。岭南的这一特殊地理条件使岭南历来重商。北方中土为农业经济，人们的财富是通过力田一点一滴、一代一代积攒起来的，与此相应，在价值观上便是重诚、重孝。“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天之四时二十四气节依期而至为诚；诚者亦且地之道也，地不欺苦耕者用力多必所获多便为诚。天地之道诚而万物昌兴，年丰岁足。“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人需效天法地，故人道也重诚。孝者尽心奉侍先辈者也，我今天的财富与地位是先辈一点一滴、一代一代积攒而来的，故对先辈尽孝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仁”则是诚与孝的延伸与概括。“仁是天地的生气”^[13]，“生气”既指农作物的生生不息，也指家族代代相续。显见仁、诚、孝等观念根源于农业经济，表现了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但是，从经商的角度看，一点一滴、一代一代的积攒那是太缓慢、太艰辛了。黩货者“一筐之宝，可资数进”，“一经城门，即得三四十万”，在这里，财宝的多寡与季节的变化，时间的长短、劳作的勤懒并无必然联系。一切取决于个人的技能与机巧（屈大均所谓“黠”）。与此相应，“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以至“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隋书·地理下》）。这就是说，在岭南，诚、信、忠、孝观念并不强，人们比较讲求实利。显然，岭南人的这种价值观念是与近代精神相衔接的。广东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与此有关。

四、与上面几点相联系，古代岭南人较为看淡入仕为吏。

宋代周去非对岭南的这种文化心态有过精确的评述。他的《岭外代答·法制门·南海役法》条写道：“自免役法行，天下无复有乡差为吏之州，独海南（当为南海）四郡不行焉。闻仕于海南者曰：海南名为乡差，实募人为吏。彼受募者已世其业，民间反谓免役为便，愿输役钱而不可得。夫权利之心，人皆有之。地迩京师，则人以功名为权利。去朝廷远，人绝荣望，唯知利之为权利耳。”^[14]这即是说，岭南人重利而轻仕。岭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一方面是因为商业贸易发达，求利易；另一方面又因为离京师太远，求仕难。自汉至明，从岭南起家得以称帝的，仅有南陈陈霸先、南汉刘䶮，且只号令一隅；从岭南入参朝政稍知名的，也只有张九龄（唐）、余靖（宋）、邱濬（明）、海瑞（明）等数人。京师政治变化消息传到岭南已如隔世；岭南士人知名京师也极不容易。这使岭南士民与封建王权有一种疏离感。加之岭南常常被王权鄙弃为政治流放地，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疏离感。吏民绝荣望，自然要转向牟利；士人淡仕途，只好追求自得。惠能、陈白沙哲学均主静，此即淡化外在功业而唯求内在心境。降及近代，由于岭南走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前列，又由于交通的发达与信息传播的灵便，岭南得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岭南士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对国家民族的兴衰表现出了巨大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这固然是岭南的骄傲。但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里，从人们不规范（非理性）的、充满情欲的、追求个我自适与写意的俗世生活中，我们又仍可以看到古今岭南在文化风貌上的承传性。至于如海外许多华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读书做学问的做得很出色，但对政治与仕途却敬而远之，这种风尚兴许也是岭南遗风吧！

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古代岭南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主要地还是表现为中原文化传入、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过程。以上所述的岭南思想文化的若干特点，是在岭南被中原文化同化的主潮中作为特殊现象呈现出来的；第二，任何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人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不同的特点且对每一特点举出许多反例。本文是从对当今岭南仍然存在着影响的角度去认取古岭南的特点的；第三，特点不即是优点。特点所揭示的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性，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也可以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认识岭南文化的特点，不是要全盘肯定岭南的古老传统，也不是全盘否定这些传统。认识岭南文化的特点，目的在发扬其优点，避免其缺点与弱点，把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推向时代的最前沿。

（原载于《开放时代》1993年第1期。）(www.daowen.com)

【注释】

[1]〔宋〕李石：《续博物志》卷八引《江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页。

[2]〔汉〕牟子：《理惑论·序》，〔梁〕释僧祐撰：《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1页中。

[3]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页。

[4]《印度中国见闻录》，又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07—208页。

[5]〔汉〕牟子：《理惑论·序》，〔梁〕释僧祐撰：《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2页上、第3页中。

[6]〔汉〕牟子：《理惑论·序》，〔梁〕释僧祐撰：《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1页中。

[7]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6页。

[8]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

[9]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2页。

[10]〔明〕陈献章：《与林时矩》，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页。

[11]〔明〕陈献章：《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8页。

[1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2页。

[13]《朱子语类》卷六。

[1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