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先秦时期岭南自身并没有发展形成政治国家体制和系统的思想观念，由于岭南地区的政治建构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借助郡县制的形式才开始确立的，这就决定了岭南地区思想的发展过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表现为接受中原地区的思想影响的过程。

中原地区，自夏、商、周奴隶制国家建立以后，在文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自孔子建立儒学起，可以说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已基本上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束缚，而主要以人性、人的思想行为、人的价值观念与人格追求为把握对象。在孔学那里，“命”已经不是上帝的命令，而是一种客观、盲目的必然性；“礼”已经不仅是原始时代用于祭祀的一种仪式，而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表征，孔子崇礼本质上体现了对某种高于原始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的眷恋；“仁”为孔学的核心，尤其体现了孔学以人、人的道德为本体的文化精神。显然，孔子儒学的建立，标志着人完成了由自然向社会的生成过程。孔子之后，墨学信鬼神（主张“天志”、“明鬼”）虽然有所后退，但他却开始把人的主体性从道德修养的范畴引渡到了社会实践的范畴（主张“强力”、“非命”）；老庄道学因人的主观努力的偏执性而对这种努力采取了否弃的态度，但借助这种否弃却得以把人从对个别、具体、局部的现象界的认识转向了对现象界之后的终极原因的探求；名家对人用概念把握世界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但通过析辨却又有助于人的思维的严谨性、精确性；法家对远离现实功利的孔孟的心性修养与人格追求和大而无当的老庄本体玄想都持批判态度，但对在特定范围内人彻底支配外界的可能性、现实性却给予了最充分的说明与论证……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原地带在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已远远摆脱原始宗教的蒙昧性、混沌性，步入了以人与社会为主题，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理性地思索、探究的时代。这是中国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岭南地区以接受中原地区的思想与文化为基础来构筑本地区的思想与文化，整个过程就是中原地区上述各种思潮、思想流派在岭南传播并与岭南原有的观念习俗结合，形成若干具有岭南特色的思想风貌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古代大体可分为两段：秦汉时期，主要是“儒表法里”或儒法二家杂而有之的制度文化生根、发展和儒家思想文化传入、逐渐推开的时期；汉以后，为道家—道教、佛教也沓至纷然，在各种思想的交流中岭南开始拥有自己的名士、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名道、名僧，并且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思想风貌与价值取向的时期。这些独特的思想风貌与价值取向包括：

第一，对各种异质思想的广泛的受容性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心态的开放性。南越国时，国王赵佗治越“甚有文理”，这表明他开始把中原地区的制度文化引入岭南。但汉高祖使陆贾出使南越时，赵佗“魋结箕踞见贾”（《汉书·陆贾传》），显见赵佗又不以百越习俗为蛮夷而不可接受。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佛教思想与风尚随商业来往传入岭南。东吴初任交州刺史的张津“常著绛帕头，鼓琴焚香，读邪俗道书”^[1]。张津身为刺史而如此推崇佛教思想与风尚，交州士民的热情便可想而知。出自岭南的最早一批佛学思想家如牟子、康僧会，可以说就是佛、道、儒兼容的产物。两晋时南海太守鲍靓是个道教炼丹家。后来成为道教神仙论的奠基人的葛洪正得力于鲍靓的培养与广州刺史邓岳的支持。这都表明，岭南思想文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一方面，就其原因看，固然表现了岭南在秦汉魏晋时期尚未形成任何定型的思想体系，因而不足以排拒外来思想文化的这一落后状况。但另一方面，就功能来看，又正是由于对外来各种思想的广泛的受容性，使岭南思想更具可塑性与创新性。惠能得以成为佛学的革新思想家并始创禅宗顿教，陈白沙得以成为理学的革新思想家并开创江门心学，都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重主观觉解并借觉解而开新的独特的致思方式。这点在牟子、康僧会那里已有所表现，在惠能、陈白沙那里尤其突出。惠能对佛教典籍的原义不加深究，且反对滞着于戒、定、慧而但求于心，称“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惠”^[2]。陈白沙说：“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3]这都是强调主观领悟、觉解。岭南原有学术根基浅薄，缺少前后相续的家学渊源与师承关系，不可能像中原学者那样，讲究出处，重视考证，务求细分缕析与旁征博引，这自然是弱点。但岭南学者既无严格师承关系，又有利于他们不必恪守成说。主观觉解为现时现实当下感受。重现时现实当下感受，显然更有利于贴近当今时势的变化而创出新意；在文风上不滞在于繁琐证定，无疑又更便于直抒胸臆。惠能、陈白沙得以革新旧说而开出新学，实又表现了重觉解的认知方式的优点。(www.daowen.com)

第三，不断增强的商业意识与实利精神。《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岭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隋书·地理下》记：“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箕踞，乃其旧风。”这都是说，岭南古代商业已颇发达，从官到民不少“黩货”者。北方中土为农业经济，人们的财富是通过力田一点一滴乃至一代一代积攒起来的。与此相应，在观念上人们重诚信，讲理性。“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天之四时二十四气节依期而至为诚；“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人需效法天道，故人道也需重诚。人们在春夏之时就必须筹措冬天的生活资料，这一代人必须为下一代人安排好一切，这是理性。故重诚信、讲理性与农业社会密切相关。儒学即是农业文化的典型表征。但是，从经商的角度看，一点一滴、一代一代的积攒太缓慢了，也太艰辛了。黩货者“一筐之宝，可资数世”。在这里，财富的多寡与时间的长短，季节的变换，和劳作的诚实、筹措的周密与否，并无必然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技能与机巧。与此相应，“其人性轻悍，易兴逆节”，“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隋书·地理下》，这种评价无疑是从中土儒家立场上对岭南民风提出的贬斥。但诚信观念、理性意识淡薄，更讲求现时实利，这确是古代岭南文化的又一特点。讲求实利这一特点在理论上的表现，便有从唐代张九龄、明代邱濬直至清代朱次琦等的务实传统；至于进一步超越儒家的诚信观念与理性精神而突出个我与感性，则直接导致了近代的思想革命。

以上所述古代岭南思想文化的若干特色，是在岭南被中原文化同化的主潮中呈现的。不能说这些特色已构成了古代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但却显示了岭南传统思想文化的个性特征，因而值得注意。

下面，我们逐一介绍古代岭南思想发展的脉络、成就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