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主教比较。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时间要晚许多。第一个以新教牧师的资格来华的是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他是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于1807年5月，乘搭美国的一艘三叉戟鸦片走私船，绕道南美洲经太平洋抵澳门的。9月7日进入广州。当时清政府严厉限制传教，故马礼逊最初只能藏在美国商馆里学习汉语，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结婚，受聘为该公司的汉文翻译，才得以商人的身份留居广州。

马礼逊来华前，已先从客居伦敦的广东人杨善达学习过汉语。到广州后一面继续学习汉语，一面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后编辑出版了《汉语语法》、《华英字典》、《广东土话字典》，为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方便。他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1818年，马礼逊还于海外华人聚居的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马礼逊去世后，西方商人、传教士组建“马礼逊教育会”，通过募捐筹款，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了在中国的第一个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1844年，又把英华书院迁到香港。这些学堂、书院的创办，无疑对在岭南传播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岭南成为当时向我国输入进步的西方科学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马礼逊在广州传教接收的第一个基督教徒，是他在广州开设的印刷厂的工人蔡高。后印刷厂被迫迁马六甲，在那里，马礼逊和他的助手米怜牧师出版了第一份由外国人办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参加出版工作的有广东高明人梁发。1816年，梁发受洗于米怜。1923年，梁发成为新教的第一个中国牧师。梁发编写了《救世录撮略解》《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答浅解》《圣书日课》《劝世良言》等多种宣传新教的小册子，并常于乡试期间分送这些小册子给赴考的生员。教士卫三畏记述：“他（梁发）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数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府试，有二万五千个童生从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前面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知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左右。”^[44]梁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散落到洪秀全手中，洪秀全受到启迪，创立“拜上帝会”，并发动了历时16年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基督新教传入岭南，一方面固然带来了西方进步的科学与文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丑陋和罪恶。包括马礼逊在内的大多传教士都同时从事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活动。继马礼逊之后于1830年抵广州的美国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分别于1833年、1834年抵广州的传教士卫三畏、伯驾，都公开鼓吹要用武力征服中国。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期刊《中国丛报》成为殖民主义者鼓吹侵略的喉舌。如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就公然宣称：“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45]这种战争叫嚣直接为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制造了舆论。鸦片战争爆发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逊（小马礼逊）作为“中国通”曾于1840年随英国全权代表懿律和商务监督义律，与清政府代表、直隶总督琦善会谈，1842年又随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到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使中国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46]如果上帝存在，部分基督新教徒在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过程中所起到的恶劣作用，实不应该轻易得到宽恕。

（原载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第十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2000年修订版为第十一章。）

【注释】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

[2]此据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葛洪事迹考证》，陈国符考定葛洪卒年为61岁（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7页）。《晋书》本传谓葛洪卒年81岁，依此当卒于东晋衰帝兴宁元年（363）。

[3]参阅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89、435页。

[4]西晋时南海人王范所著《交广二州春秋》记：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州州治初设于贏陵县（今河内附近），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移治苍梧广信县（今广西梧州附近）（梁雁庵《汉代交州州治沿革》（《广东史志》1996年第2期）认为王范此说无据），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移治番禺县。

[5]牟子其名不详，陆澄《传论》收入《理惑论》时，有一副题为：《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则把牟子看作是汉章帝时的太尉牟融。这些说法都不太可靠。

[6]〔梁〕释僧祐撰：《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1页中。

[7]〔梁〕释慧皎撰：《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五十卷，第325页。

[8]〔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八《明度无极章》《大正藏》第三卷，第51页中。

[9]〔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戒度无极章》《大正藏》第三卷，第18页下。

[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称：“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故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8页。）

[11]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12]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页。

[13]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页。

[14]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页。“佛性常清净”句惠昕本《坛经》作“本来无物”，“何处惹尘埃”的“惹”作“有”。

[15]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8页。

[16]丁福保笺注：《六祖坛经笺注》，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27页。

[17]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18]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19]丁福保笺注：《六祖坛经笺注》，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59页。

[20]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21]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2页。(www.daowen.com)

[22]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23]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24]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25]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26]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27]〔清〕释函昰：《不忧死四首》之一，《瞎堂诗集》卷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2005年，第634页。

[28]〔清〕释函昰：《庐山天然禅师语录》卷三，《嘉兴大藏经》第38册，第143页下。

[29]刘半农译：《苏莱曼东游记》，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

[30]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所著《印度中国见闻录》称，黄巢农民军进广州城时，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12万人之多。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7—208页。

[31]《永徽律·名例律》中“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32]刘半农译：《苏莱曼东游记》，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

[33]转引自〔日〕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56页。

[3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六四九，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35]〔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5页。

[36]龙非了《唐建广州怀圣光塔寺建筑文化考》（见《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持此说。

[37]见姜永兴《怀圣寺、光塔是分建于唐、宋两代的建筑物》一文，载《羊城今古》1988年第3期。

[38]〔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页。

[39]〔美〕戈太尔：《回回塔源流考》。

[40]阿拉伯商人阿布·赛德·哈桑所著《印度中国见闻录》称，黄巢农民军进广州城时，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12万人之多。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07—208页。

[41]瞿太素：《太西塔利公交友论序》，见《天学》初函本，崇祯刻本。

[42]见〔意〕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第1—3页。

[43]利玛窦在肇庆的活动，详见罗方光：《利玛窦在肇庆》，《岭南文史》1986年第1期。

[44]《马礼逊回忆录》第2卷，第524页。

[45]《中国丛报》1835年1月号，第406—416页。

[46]马礼逊儿子们在岭南的活动，可参阅纪之：《基督新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儿子们》，《广州史志》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