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岭南的时间与道教相差不远，甚至可能略早。两汉时期，岭南属交州，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交阯与苍梧，[4]故佛教的传入也首先见之于交阯与苍梧。东汉桓帝时，已有天竺使臣“频从日南缴外来献”（《后汉书·西域传》）。可以想见，这些使臣或已带来佛教文化。东汉末年，北方不少学者避乱交阯，必又从北方传来佛教思想。我国最早的一批佛教思想的阐释者之一牟子，[5]苍梧人，就曾在交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6]，并以论争的语调，撰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以“道”为最高实体范畴，以“无为”释“涅槃”，把佛描绘为可以变形易体的神仙，明显地表现了佛教传入初期，中国士民以道家—道教观念理解佛教的特点。
三国时期深受吴国君臣器重的康僧会也出自交阯。《高僧传·康僧会传》称：“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7]康僧会祖先为天竺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阯，可见交阯当时与东南亚一带的商业交往与文化交流颇发达。康僧会于交阯出家做和尚，又可见当时在交阯佛教已有影响。康僧会曾注安世高所译《安般守意经》，又曾编辑《六度集经》。在思想上，康僧会译经一方面强调要通过“正心”、“止欲空心，还神本无”[8]的方法祈求个人的解脱，近似于道家；另一方面又称：“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9]这种济世思想又兼容了儒家。由此可见，康僧会的思想显然是儒、释、道三家掺合的早期产物，是继牟子后出自岭南的我国早期又一位佛教思想的阐释者。
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后，交州州治移番禺县。自此，番禺—广州一方面由于成了州治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又由于航海业的不断发展，遂成为继交阯、苍梧之后并在发展规模上很快超过交阯、苍梧的岭南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南方翻译与传播佛教思想的重镇。[10](www.daowen.com)
早在东吴孙皓为君时，外国僧人强梁娄至（真喜）即曾抵广州并译出《十二游经》一卷。及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梵僧迦摩罗从西天竺抵广州，在城中建三归、王仁两寺。东晋安帝隆安年间（397—401），又有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法师昙摩耶舍（法明）至广州白沙寺宣讲佛法，接收门徒达85人，其中还有女尼。昙摩在广州译出《差摩经》一卷，并将虞翻故宅虞苑改建为王园寺（今光孝寺）。
南朝时，来广州传道与译经的僧人更多。南朝宋文帝元嘉初，罽宾国名僧求那跋摩随商船抵广州。文帝早闻其名，敕州郡资发赴京。跋摩北上经曲江，曾住灵鹫寺传法。另一名僧杯渡，于此前后也抵屯门山（今香港青山）。今山中有杯渡岩，即由之得名。元嘉年间翻译佛经成绩最显著者求那跋陀罗，原为中天竺人，元嘉二十二年（445）乘船抵广州，住云峰山之云峰寺布道。后也被迎至京师。南梁朝，泛舶抵广州的名僧有智药、菩提达磨、昙裕、景泰、真谛等多人。智药禅师在广州寻胜，后北上曲江曹溪建宝林寺（今南华寺），又往罗浮布道创宝积寺。后还在韶州建檀特、灵鹫二寺。菩提达磨为印土禅宗之二十八祖，梁武帝普通七年（526，有异说），经三年泛舶抵广州，后人于其登陆处建西来庵（西来初地，今华林寺）。梁武帝遣使迎至金陵。达磨为讲佛法，武帝不悟。后达磨转至嵩山少林寺，成为中土禅宗初祖。昙裕至广州后，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景泰禅师驻白云山，今景泰寺为其传法处。真谛（拘那罗陀）曾携二万多卷梵文经文抵广州，先后于制旨、王园两寺从事译述与讲学23年。他译出经文达80部324卷，成为与鸠摩罗什、玄奘齐名的佛经翻译家之一。真谛死后火葬于广州城郊。
据《简明广东史》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城建有佛寺19所，始兴郡建有11所，罗浮山建有4所。这些地方多是外国僧人停留和行经之地。[11]可见南北朝时广州、韶关一带已经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降及唐代，由于惠能在岭南开创了禅宗顿教，岭南佛教遂发展至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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