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何时传入岭南？《广东通志·释老志》将相传于周穆王时把稻穗带给羊城的五仙列为南下传道的最早人物，自不可信。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称“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1]，这一说法也不足信。安期生是汉武帝时的术士李少君编造出来的人物。汉武帝时，虽已有炼丹术，但尚未有道教。

真正组织起来的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为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原传播于社会下层，属符箓派道教。太平道发动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因而沉寂。五斗米道为东汉顺帝时张道陵所创。其孙张鲁于东汉末年在陕南川北率部众以教立国。215年，张鲁降魏，曹操把张鲁及五斗米道的骨干迁到魏都邺城。张鲁第三子张盛不愿受封，携祖传印剑入居江西龙虎山布道。由是，道教始在江南有广泛的传播并渗入统治层。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的加入则使道教渐渐由符箓派转向丹鼎派。

在丹鼎派中，有史可査的最早进人岭南的当为鲍靓。《晋书·鲍靓传》称“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又“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鲍靓女鲍姑也习父业。道教神仙论的奠基人、对岭南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葛洪，即是鲍靓之徒，鲍姑之夫。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原籍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卒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2]出身仕宦之家。葛洪著《抱朴子·自叙》谓：“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立意“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这时他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儒家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青年时他曾应檄任将兵都尉参加平定石冰的叛乱，并得迁伏波将军，后来还被封关内侯。《抱朴子·外篇》可以说就是在儒家济世思想指导下撰成的。在《外篇》中，葛洪认为，面对当今纷乱的社会，“必当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抱朴子·外篇·崇教》）。这明显地是鄙薄道家而推崇儒学。在葛洪看来，当时社会的这种纷乱，又是由于“黎庶巧伪，趋利忘义”引发的。为了对治这种社会现实必须刑德并用。“二仪不能废春秋以成岁，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诛贵所以立威，赏贱所以劝善。罚上达，则奸崩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则远人怀而非俭吝所能办也”（《抱朴子·外篇·广譬》）。葛洪在这里强调要以诛罚等强硬手段对待奸恶，已杂乎法家者言了。(www.daowen.com)

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迫使葛洪儒、法掺杂的治世主张不能贯彻下去，且不能不舍儒入道。其一是，社会依照其发展规律发生的动乱决非个别人物、个别主张所能逆转的，而且这种动乱远远没有止息，生活在这种年代，“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抱朴子·内篇·论仙》），葛洪对现实政治显然绝望了。他是带着这种绝望感而舍儒入道的。其二是，葛洪的从祖葛玄即是道教徒。葛玄以其炼丹术传授给郑隐。葛洪少年时曾就郑隐习从祖业，已得其法。青年时又师事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晋书·葛洪传》）。葛洪所承受的家学渊源使他极关切道教。故中年以后，葛洪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道教的神仙论与炼丹术，当是事出有因，其《抱朴子·内篇》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葛洪第一次到广州为24岁。此期间曾远行至日南（今越南顺化）、扶南（今越南与柬埔寨之南部）寻求丹砂。5年后离广州还归故里。也曾任职，但无心事仕。48岁，干宝推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大著作，他坚辞不就，闻交阯多丹砂，求为交阯句漏令。到广州后，刺史邓岳挽留，于是上罗浮山炼丹，13年后卒于罗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