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能说，类归法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毫无局限。

如上所说，类归的认知方法是把每个个体放入特定的种属关系加以把握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各别性显然是被忽略、被遗忘了的。而从宇宙生成的角度看，我们知道，自然物种个体的发生史固然要重演它的类的进化史，但是，自然界每向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突进过程，同时又表现为个体突破原有的类的规范而获得新质，进而发展为新类的过程。既然个体获得了新质，成为新类，当然再也不可能完全地以它原先所从属的类的特性予以说明；特别是进化的层次越高，离开原先的本源越远，用回溯的办法予以解释就可能越显得软弱无力。

依照自然历史发展这一方面的特点，那么相应地需要突出的就不是类的归入、类的共通性，而是个体与类的不相同的特性。为了把握个体的这种特殊性，相应地需要引入的是一种分解——分析方法。要把个体及其特殊的生存条件从宇宙的整体联系中单独抽离出来，要把它从类的连续发展链锁中一环一环地拆解开来，经过从本源（总类）到个体的逐层剥落，它的个体特征，它的现时存在样态，才能够显露出来，才可以在“种差加属”的严格性上对它予以厘定。

显然，《内经》与古代宇宙生成论及其所取的类归性的认知方式，忽略了自然演生与发展的这一方面的特点。《内经》把万物及其所呈现的声、色、味等特性全部区分为五类以便归入五行，这明显地就抹杀了万物在样态上的无限多样性及不同事物的个性特征。在否弃万物的个性特征作类的归入后，事物在类的层次上被看作不再有别便可相通而互换。而在把物的这种相通互换性运用得过于灵活时，便不可避免要带来相当的随意性。董仲舒把雨水、水井、北门、黑缯、黑狗、妇女等归为阴类，称“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火，以朱丝荣社十周，衣亦衣赤帻”（《春秋繁露·止雨》）。这种“止雨”方法，无疑即是把物在同类的通感性原则运用得过于随意的一个明显例子。《内经》同样无法回避这种随意性。如《灵枢·九针论》谓：“黄帝曰：以针应九之数，奈何？岐伯曰：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数焉，以针应数焉。”这种把针刺的九针之数与黄钟之数挂搭起来，从而给出合理性根据的做法，显然就带有浓重的主观推想的色彩。既为主观推想，便无法客观化为标准化。中医论治许多时候是要靠诊治者个人的主观体验与就诊者个人的主观信念。后者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固有重要价值，但却都是无法准确判认乃至无法传递的。这隐含有一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其末流很难避免要坠落于鬼神迷信中。

（原载《法灯》，1994年3月1日第四、五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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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传·系辞上》谓：“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太极”亦有释为“元气”的。

[2]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9页。

[3]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1页。

[4]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4—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