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哲学基础看，《内经》显然与我国秦汉时期发展起来，后为历代人们普遍认同的宇宙生成论密切相关。

秦汉之际兴起的古代宇宙生成论认为，现存宇宙万物都以元气为本源，由元气始化生。元气二分为阴阳，序变为四时，列变为五行，而后有万物。《易传》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卦·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彖传》）。这里所谓“乾元”“坤元”即分别指称具有本源意义的阴阳二气。《易传》认为由阴阳而生天地，是为“两仪”；由“两仪生四象”，是为春夏秋冬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分别而有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象；八种物象进而交感变化，而后万物受形成性。^[1]《易传》这里表述的，即是一种宇宙生成论思想。《易传》之后，西汉大儒董仲舒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路·五行相生》）。董仲舒于此把由元气化生万物的秩序叙述得比《易传）更明确。在董仲舒这里，“四时”之后不是“八卦”而是“五行”。《易传》“八卦”所指称的八种物象不是并列的，表现了古朴观念的一种含混性；“五行”却主要是用来标识方位。董仲舒的这一说法实际上确认，元气（阴阳之气）是依时间与空间（方位）的不同状况而化生万物的。董仲舒之后，由元气而阴阳而四时而五行而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基本上已为人们所认同。

《内经》在宇宙观上所持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模式。

《素问·至真要大论》称：“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六微旨大论》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这都明确认肯气之于天地万物的本源意义。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谓：“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同样重视四时，并且，在其把四时的递变归因于阴阳二气的强减变化（少阳、太阳、少阴、太阴）时，《内经》实已把气之于万物生化的本源意义延伸为功能意义；在其把四时与阴阳并列而视作“万物之根本”时，其间所透视的对时间与万物变化的关系的深刻认识，远远超出秦汉时期的其他哲学论著。

《内经》常称五行为五运。《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这里，五行对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同样带有根本性意义。五行——木火土金水，又分别表显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行被称作“五运”，实则是为了凸现方位的变动对万物生化的支配性。显然，《内经》对空间变动给予万物的影响的认识，其深刻性也为同时代其他著作所不及。(www.daowen.com)

秦汉时期的宇宙生成论确认，元气——阴阳——四时——五行，既生成（或影响）了万物，同时也规定（或影响）着万物的性质与状况。而不同性质之气（阴阳、四时、五行）给予事物的规定（或影响）是不同的，万物由此便有了类的区分。《易传·说卦》谓：“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骏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这即是依乾坤、天地、阴阳分类。汉代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同气者，以类相明，求其类而聚之”^[2]。又说：“天之格分也，阳者为天，为男，为君，为父，为长，为师；阴者为地，为女，为臣，为子，为民，为母。故东南者为阳，西北者为阴”^[3]；“欲使阳气日兴，火大明，不知衰时者，但急绝由金气，勿使其王也”，“兵者，金类也，故当急绝之故也”^[4]；等等。这也都是说，本源相同的事物具有相同的性状，万物的类的区分是由其所禀受的本源（阴阳、五行）的状况决定的。

《内经》同样从万物的来源揭示万物的性质与特点。《素问·天元纪大论》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大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驰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品物咸章”指物类的特性得到确定与呈现。而物类的种种特性恰恰就是从阴阳（柔刚）的交合变化中被规定了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金匮真言论》谓“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这又是确认阴阳之气进而分别为四时、五行之气，由五行之气的生化作用，万物于是亦有了五禽、五谷、五味、五声、五色、五脏之类别。可见，《内经》同样确认本核（元气、阴阳、四时、五行）对万物在性质与状况上的规定作用。

本源既规定着万物的性质与状况，本源相同的物种既有类的共同性，当然便亦有同类的通感性与可置换性。这一点同样为秦汉宇宙生成论所确认，也为《内经》所首肯。董仲舒以“同类相动”的论题表述类的通感性，称“故阳益阳而阴益阴，而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路·同类相动》），即此；又以“以类相召”的论题揭明同类物之间的可置换性，称求雨可通过“开阴而闭阳”得，止雨可借助“开阳而闭阴”成，即是。《黄帝内经·素问·脉解》谓：“太阳所谓肿腰脽痛者，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故肿腰脽痛也。病偏虚为跛者，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所谓偏虚者，冬寒颇有不足者，故偏虚为跛也。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所谓甚则狂颠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颠疾也。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所谓入中为暗瘖者，阳盛已衰，故为瘖也。内夺而厥，则为瘖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内经》于此就详尽地叙述了太阳、正月与人身某些病变（肿腰脽痛、耳鸣、狂颠、肾虚）由于同类而具有的通感性。《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此亦明确认定四时之气与人体某些特定部位的类通性。

以为现存万物包括人类均来自某种（或几种）共同本源，万物的性质与状况亦由本源规定，来自同一本源的事物由于类的相同性具通感性，这可以说是包括《内经》在内且因《内经》得以确证的我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