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载光阴匆匆从身边掠过。

在六十年的记忆中，最是难忘该是青少年时代。

还记得乡下的贫困。是点着油灯、偷着月光读的书。一天两顿甚至三顿都是稀饭。最有营养的莫过于豆腐，但那也是周末回家才可以吃上。要不就是利用假日把村边的小溪分段堵上，把水逐一撩干，碗里于是有了肉类。据春秋郑国子产说，人只有营养好才聪明^[1]。很显然是因为小的时候先天不足，脑子里的弯弯沟沟少，才会有至今仍然是一个穷教书的愚笨。每当想到对毕竟养育自己的那一片贫瘠的土地始终无以回报，脑海里总要泛起一阵羞涩的波澜。

还记得中学的纯真。每个少年的心灵几乎只是一张白纸，任由老师去涂抹。初中的时候得数学老师兼班主任的关爱，便希望在数学上成名；高中的班主任为政治老师，便冀求在政治领域上有所作为。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图书馆的管理老师，她给了我进入图书室看书的特权，并推荐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现在，我已经记不清该书的具体内容，使我惊奇的是在物的世界之外还可以有一个使人神交的玄想的世界。自此，如许多同行那样地我为寻溯这个世界迷失了四十年，以至于今天尚如庄子所说无法分辨梦与觉孰梦孰觉和梦与觉所面对的世界何者更真（参见《庄子·齐物论》）。

还记得大学的亢奋。从1958年开始，我们一次又一次被美好的前景激励着，即便于1960年上大学头两年不少同学饿成水肿、肝炎，始终没有怀疑过我们所信仰。学子都真心地希望能够为其信仰付出自己的一切。我自己于65年毕业时填写的志愿书上，就以去农村、去边疆为首选。当时还不知道要找个女友。许多已经结伴的青年男女并不以河汉分隔为不当。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才意识到有家庭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人才大调动。

那些年代，人们完全浸没在理想的追求中。理想的追求带来了人格的至善诉求。这使人们丝毫无法容纳即便是一点点的恶的念头（“狠斗私心一闪念”即是）。关于“十年动乱”，许多人或许更注重于揭示其与政治操作与运作体制有关的得失成败问题。但是对我们亲身参与的这一代青年学子而言，我们毋宁相信，那是最高的善的坚执（由于不能容纳丝毫的恶）而种下的最大的恶的行果。

人们终于发现，太崇高、太纯粹的追求，其实也是很可怖的追求。

六十载光阴匆匆从身旁飘过。

在六十年的记忆中，中年的生活最显得烦忙，最使人无奈。

在这些日子里，笼罩在人们生活与交往过程中的各种神圣光环退去了，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指数飙升非常迅速，非常理性化的，同时亦是非常工具化与功利化的世界。

你得赶紧去奔职称。因为职称是与工资、住房和各种各样的地位相挂搭的，在这里人们实可体会到这种挂搭方式的质实性。记得“十年动乱”期间，人们每做一件事都得与“路线”搭上。“路线”虽说是很利害的而且会弄死人，然而毕竟是空的，任何人亦都可以随便编造的。而职称、工资、住房却是落到实处的，可以计算的。当今凡事都得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做法显然更符合物质的实在性理则；

你得赶紧去弄项目。因为资助项目构成为升职乃至各种评价的重要条件。你务必要认识到，没有资助做出的成果，比之于有项目资助没有成果，所得的分值不一定会更高，也可能会更低。因此，先拿到项目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做，其实可以弄一些拼贴工夫或不妨干脆请人代劳；

你得赶快去拿奖励。因为奖励也是评职称、上地位的基本条件。而且奖励的分数是叠加的。这年头你千万不能温良恭俭让，你前一个奖让出去，少了几分，后一个奖也就没有了。只要你会折腾，你甚至凭一本书，就可以拿到多种职称、多个职位，多项奖励；

如此种种。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做从西方引入的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我反倒觉得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老子、王弼提及的制名作法为“争锥刀之末”^[2]之见证姑且不论，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人民公社所采取的计酬方法，就是依不同劳力不同工种记分的方法。我们现在也把讲课、写文章、拿项目、获奖励区分为不同工种，一一分别记上工分。有多少工分就有多少钱，这不就是穿上洋装、戴上科学帽子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做法？我们得计算着如何把自己一点一点割出去，买个好工分，这便是现代理性；然后，我们又一点一点地把工分、把钱挣回来，这就是现代公平。那些不能计算的，如所谓思想信念、人格尊严、人间关爱之类，虽然也还是“宝”，但却是无价值的；当着人们变个法子将其转换为有价时，它却又已蜕变为商品且仅具包装的意义。

或许，对于生性怠慢者言，看到别人载着那么多的荣誉，一定会有感于庄子之“弃其余鱼”^[3]。但是，那也是不行的。要知道个人是隶属于一个单位的。你自己疏于名利不打紧，你得为单位挣工分。由这点我对近代以来的自由观便产生了怀疑。这种自由观宣称：农业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依附关系，在工业社会里，人才有了独立和自由。可是，农耕还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田，还得以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4]之闲适。我们有这种闲适吗？

人们都说，在理想主义的年代里，“我”是被剥夺了，那是“无我”；然而，在现实主义的年代里，“我”是被功利裹挾着的，这不是同样没有我与我的自由？

来到六十岁了。

古代圣人孔子的说法是“六十而耳顺”（《论语·为政》）。那大意是指要以平常心对待各种是非好恶之判断吧。^[5]

现代人的说法，有使人懊丧的，如不久前的一则关于人口统计的报导，就把六十岁划归老龄一族；有使人兴奋的，因为只有上六十，才可以称得上年富力强；更有使人满怀希望的，是新近的一则科学研究的数据说明，2010年以后，人们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依此，六十岁才是中年的开始。尽管它只是说，2010年以后出生的人才拥有这种幸福，然而，2010年与2009年能够截然划分吗？2009年与2008年能够完全断开吗？2008年与2007年又能够毫不相干吗？……(www.daowen.com)

但是，我此刻对六十岁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一大批表格不用去填写了。这点真可要托赖表格制作者的关照，他们在制作表格时注明，六十岁以上的可以幸免。

一想到这一点，当即就有一种解放感！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点自己想看的书。以往为了赶表格中的成果，许多好书都只可以走马看花式地略过，心里总有不甘。此后不然。此后不用再为如何填满表格的有关栏目操劳，便可以有更闲适的心情、更充裕的时间，细细品味各成名思想家的著作与人生阅历。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唯读书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为己之学”，读书才不至于蜕变为负担，反倒能够带来愉悦和快乐吧；

这意味着，我可以着力地写一点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以往的作品虽不至于赶潮流，却不免于赶时间。我往往不敢重读自己过去的作品，就是因为生怕为赶时间而导致的粗疏会带来挫伤感。一位前辈曾经提到，他于偶然间翻阅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学报，发现竟没有几篇文章有保留价值的。以至于八十、九十年代以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这是上世纪学界的悲怆！此后不然，——最低限度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是如此。此后由于不再被赶着走，即便可以慢慢的磨出一点耐看的东西。尽管底蕴不足，然心仪所在，即已其乐无穷；

当然，这还意味着，我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譬如就很羡慕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的那种情怀；

……

如上所云，在青年时代，是由理想主义支配的年代，那是“无我”的；在中年时代，是由现实主义功利计算支配的年代，那也是“无我”的。此正所谓“吾丧我”（《庄子·齐物论》）。如是，岂不是说，唯有到了六十岁以后，人们才又可以找到我，吾才可以回到我自己？！

这似乎太晚了？

然而，要知道，六十岁以前，面对的是外界的多变，你什么都把握不到，你才会因世事无常而产生人生苦短的感觉。六十岁以后，你回到内心的宁静，昨天今天明天对于你都是一样的，都是你的。都是一样的，便意味着时间被定住，具永恒不变性；都是你的，便意味着你与永恒不变同在，你证成了大道。

老子认定证成大道、获得永恒的象征是“复归于婴儿”。然则，进达耳顺岂止未老，更且重新回到了人生的起点——也许，那才真正是属于我自己、为自己拥有的起始。

很欣慰我又有了新的起始。

（原载冯达文：《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注释】

[1]《左传·昭公二年》记子产所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阴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

[2]老子原文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王弼注称：“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2页。）

[3]《淮南子·齐俗训》记称：“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

[4]〔晋〕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7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六十而耳顺”为“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宋］朱熹：《论语集注·为政》，《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页。）又，杜维明释为：“似乎在这时孔子的改变世界的内在要求已转变为了对这个世界的静观……孔子六十岁时精神上的‘悠然自得’的状态既不是避世主义的也不是禁欲主义的，无宁说，它象征着与世界所有方面的和谐的持续经验中所得到的自我实现。”（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