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孟儒学有别，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由于对世界与人生的感悟不同，他开启的是另一重境界：宗教的境界。

本文这里说的宗教境界与人文境界并不是没有相同点：它们实际上都讲求超越物质欲求，超越个体自我，寻求人生的意义。它们的不同点只在于：孔孟儒学所凸显的意义，如上所说的更多是一种精神性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一定可以带来福报。就是说，在儒家那里，并不强调“德”与“福”的一致性。孔子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孟子说：“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这种只认修善为当然的，而不强调修善与外在的社会条件必然地相应、必然地带来实际效果的说法，即表明儒家不强调“德”“福”一致，甚至可以说，儒家更看重与“福报”的抗争而凸显意义追求，张扬人文境界的纯粹性与崇高性。

佛陀创教有别。他更看重“德”“福”的一致性。就是说，在佛陀看来，意义的追求，必然要通向存在、走向存在，通过“福报”而使意义追求落实为存在性追求。其中的关键，便是佛陀认信“十二因缘”说和由“十二因缘”演示的“轮回报应”说为实理实法。

所谓“十二因缘”说，众所周知，是指“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佛陀又把“十二因缘”说称为“缘起法法说”。“云何缘起法法说？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是名缘起法法说。”^[5]依佛陀教诲，十二因缘中，“无明”“行”等二支构成前世之二因：“识”“名色”“六入”“触”“受”等五支，构成今生之五果；“爱”“取”“有”等三支，构成今生之三因；“生”“老死”等二支，构成来世的二果。是谓“三世轮回报应”说。

依佛陀创教的“十二因缘”说与“三世轮回报应”说，众生之有今生，和今生之有种种际遇，都是前生乃至前生之前生（无始时来）的所作所为决定的，今生无法选择，不能改变；今生之种种作为也只对未来发生影响，构成来生的业缘；因此，佛陀讲“无我”。《增一阿含经》卷三记佛陀教诲称：“我之所说，色者无常，无常即是苦，苦者即是无我，无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痛、想、行、识及五盛阴皆悉无常，无常即是苦，苦者无我，无我者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者。我之教诫，其义如是。”^[6]这里的“五盛阴”即色、受、想、行、识五类有为法，实即指众生。众生“无我”，乃因为“彼非我有，我非彼有”，每个众生个体都处于缘起缘灭中，其间没有永恒我，故为“无我”。后来之般若学“缘起性空”说，以“众缘所生法”为“无自性”，以“无自性”见“空”，实亦证“无我”。(www.daowen.com)

显然，佛教是借证成“无我”说，使人得以破去我执，而走出自我的。在其以“因缘和合”说来开示“无我”义时，佛教是把每个个人放在与各种条件（含他人与社会）的关联中加以把握的；而在其以“三世”说来开示“无我”义时，佛教更是把每个个人放入前后相续的历史变迁中予以考察的。

正是因为每个个人现时的生存状况（含贫贱富贵）都是与各种条件、与他人与社会相关联的，所以个人不应当执著“自我”；又正是因为每个个人现时的生存状况都与前生来世，即都与历史变迁相关联的，所以个人甚至要对历史变迁承担责任。由是，佛教借“十二因缘”说，得以带领众生走出自我，走向他人与社会，走进历史深处，以大悲心成就人生意义。

佛教与儒家的相同处，即在这种追求超越自我、关爱他人与社会的人生意义。

而所谓佛教与儒家的不同处，佛教教化的独特处，在把意义的追求见之于“存在”，或即把对“德”的追求落实于对“福”的确保中，这是因为，佛陀的“十二因缘”说，一方面把每个现生个我放入与他人、社会、历史的关联中，破去我执；另一方面，又借确认有一报应的担当者，为落实破去我执的意义承受后果与责任。这个担当者便是“十二因缘”中之“识”支。“识”在原始佛教与中国佛教中，实际上是有“灵魂”的意义^[7]。而承认灵魂的存在性，及由“灵魂”承担的祸福报应的因果必然性，便为人类开出了第三重境界：宗教境界，或“价值一存在”一体性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