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每个个人作为生命个体，无疑都要过一种物质性的生活，都要靠物质生活才能维持。也就是说，作为有情众生，都不可避免要生存在功利的境界中^[3]。在这点上人类与动物没有区别。从社会学的眼光审视，甚至可以说，正是人类的物质欲望的驱动，才使生产技术不断获得改进；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又使物质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与更加的扩张。从人类生存处境于当今所获得的巨大改善看，我们已经无法完全否认以物质欲望为体现的功利的正当性。

然而，人类与动物不同的是，人不可能单靠摘取自然界的现成物品就可以维持物质生活的需要。人类必须劳动才能谋得生活资料；又必须结成社群才能进行劳动。群体性的生活与活动方式，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与基本方式。每个个人所吃所用，都必须经过他人的手，都与他人和社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人无疑是社会的动物。^[4]

人必须依存于社会群体，必须被社会化。而社会是以秩序来维系的，故遵守秩序及为遵守秩序所需的理性便成为人的行为评价的重要标准；为了遵守秩序，人们必须放弃原本的一些自然禀赋，必须改变个人的一些自然性状，就是说，人必须被“文”化。而一旦我们不再以物质的、自然的存在与活动状况去看待个人，更以是否有理性、有道德、有文化教养去判认一个人，由是，我们便生发了另一种追求：意义的追求。(www.daowen.com)

很显然，人既然一定要生活与活动于与他人与社会的关联中，故尔人亦一定离不开意义问题。而且，正是因为人类生活有一个意义的问题，人类才得以走出自然个体，走向社会他人；走出当前偶遇，走进过去未来。只是，在古代历史时期，由于不同族群的不同圣贤感受意义的角度不同，而为后人开示的意义架构有别，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或不同的思想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