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原创儒学的核心思想无疑是它的“仁学”。但“仁”从何开出，“仁学”如何确立，许多学者并未详究。诚是牟宗三先生说得最明确：“孔子从哪个地方指点仁呢？就从你的心安不安这个地方来指点仁。”^[4]唐君毅称：“吾意孟子之心，要为一性情心或德性心。”^[5]此亦甚是。然而牟先生不满足于从不安、不忍处指点为仁之道，而一定要在心外悬挂一个“天命实体”，使此仁此道获得宗教的神秘性，以为唯如是才可以确保仁道的正当性，此却不然。

无疑，不安之心、不忍人之心，以至孟子所说“四端”，都属情感范畴。孔孟从世间日常情感所在所到处指点为仁之道，乃至为礼之则，这是孔孟儒学之特出处。这点古人已有明确提示。如司马迁《史记·礼书》录其父司马谈的一段话语即称：“洋洋美德乎……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史记》卷二十三）诚然如此。我的著作就直接指认孔孟原创儒学建基于“世间情”，并以为孔孟儒学从日常来的情感出发建立起来的救心救世的价值体系，恰恰显示出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古中东、古印度的宗教信仰传统甚为不同的另一独特的思想传统。

要知道，把价值信念安立于世间日常情感所在所到处，实即使价值信念立足于人类最具本源性的真实生活中。每个个人，不管处于何种族群，拥有何种信仰，毫无疑问都为父母所生，都离不开父母与亲族的关爱。这是人的最本源性与最日常性的真实生活况状。浸润于这种生活状况中，很自然—天然地即会孕育有一种“亲亲之情”。又，每个个人，不管处于何种族群，拥有何种信仰，必亦离不开社会他人：他吃的用的一切，都关联着他人的付出，渗透着他人的血汗。这同样是人的最本源性与最日常性的真实生活状况。处于这种生活状况，在所吃所用的当下，自亦可以感受到社会他人对自己的意义，而自然—天然地培植起一种同类同情心与恻隐心。这种亲亲之情、恻隐之心，既然是最具本源性的，自当是绝对的；最具日常性的，自当是普遍的。比较而言，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与间隔，乃是人们在后来由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困迫造成的，因之，即便其价值信仰凭借全知全能的神的支撑得以被赋予全人类的意义，仍不免带有“特殊性”色彩。孔子、孟子开创的儒学价值系统既回归于、立足于人类最具本源性与最具日常性的真实生活和由这种真实生活孕育的真实情感，它是自然—天然的，平易—平实的，也就无需诉诸于“天命实体”那种彼岸力量支撑，即可以赢得一种超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绝对性与普遍性。

孔孟原创儒学立足于人类最具本源性与最具日常性的真实生活与真实情感，不仅使其价值体系最具绝对性与普遍性，而且亦使这种价值体系的建立与确认甚显独特性。我们知道，知识理性的路子是通过抽去各别的“我”来求取客观普遍性的，它难以容摄价值，即便确立起某种价值规范，必亦是外在的；宗教信仰的路子强调“灵”与“肉”的分隔，同样以为必须舍弃“身我”才可以契接圣灵。孔孟原创儒学不然。它把价值信念诉诸于日常情感。日常情感是由“感受”（不是认知也不是认信）去确认的。而“感受”是带着身体，以自己的身心（性命）去体认的，这意味是有“我”（身我）的，对我的身心（性命）正面地予以认肯的。而当“我”带着身体（身我）“设身处地”去感受和“体贴”亲人、社会他人对自己的意义时，我又得以走出“自我”，走向亲人与社会他人。如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都是从情感感受，从身心“体贴”处指点如何从“自我”走向“他人”。这里，没有繁难的理论预设，没有神秘莫测的圣灵启示。孔孟原创儒学就以情感感受为入路，确认不离“身我”而走向“他人”，不离“人性”而开示“神性”，不离“凡俗”而进达“圣境”，这无疑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而且甚具现代意义的生命智慧。孔孟原创儒学首先应该从这种独特性中才能得到更确切的肯定。

顺着孔孟原创儒学的这种独特生命智慧追寻，由孔孟儒学为主导铸造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亦才会得到更好的理解与肯定。

尽人皆知，上个世纪初，学界、政界对国民性有许多讨论，而且，比较多的说法都以为国民性给中国的进步带来的主要是负面的影响。典型的如李大钊所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李大钊此间即历数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不是”。

但是，如果确认孔孟原创儒学史是立足于世间情感来提取价值信念与生命智慧的，那么，我们一方面固可以说，孔孟儒学因此开出的救心救世的路子既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路子，也不同于古中东、古印度的宗教信仰的路子。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既兼容了理性主义的路子，也兼容了宗教信仰的路子。(www.daowen.com)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上所论，孔孟儒学是立足于世间情感，在情感所在所到处指点为人之道的。就孔孟回落到现实世间，从人间的生存状况寻找自救的力量、因素而言，这不就显得很理性吗？在现实世间中，孔孟认取情感为人类得以自救的力量、因素，而情感即是价值的，就情感不可以以认知理性予以说明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亦具信仰性吗？可见，孔孟儒学的路子，实际上是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路子。所谓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我这里指的，孔孟建构起来的价值追求，作为信仰，是经过理性的洗礼的，因而不会堕入过分的盲目与狂迷；作为理性，又是有信仰为之支撑的，因而不会落于过分的功利与计算。所谓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张力，则是指的，儒学在后来的演变中，有的时候会偏向于理性，如荀子、朱子所做的那样；有的时候会偏向于信仰，如董仲舒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们的这种偏向，无非是把儒学在两个不同向度上予以充分地展开而已，他们始终没有把两者的平衡关系打破。荀子依然强调礼义教化的重要性，董子甚少征引神话传说而更有取于农业社会中的观察与经验，即是。

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在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这不就见得中国人很理性吗？另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虽也出现过动荡、分裂，但在分裂时期那些即便是显得很弱小的诸侯国，都还是以统一为自己的使命，而且最终都会走向统一，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人重“情”的融合，^[7]重由情感培植起来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价值信仰。显见，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即显示为在理性与信仰上保持平衡、维持张力的一种特性。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诚为由孔孟儒学所主导的价值意识所凝练。

有学者说，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在理性方向上没有延伸出近代科学，在信仰上没有走向一神教，实为两者都不足，何可称道？然而，我们不是也可以说，正因为中国人有理性的训习，所以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过对科学的迫害，中国人很能接受科学的熏陶；又正因为中国人有信仰的基础，所以在中国尽管也出现过不同宗教之间的一些论争，然而不同宗教最终都会被容摄在一个大系统中，就像不同部族最终会被融汇在一个大中华中。从现代社会的走向看，讲求理性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在讲求理性的同时也不缺失信仰却是一大问题。缺失信仰，或把信仰与理性的任何一方推向极端，都会诱发社会的严重危机。由是，不就可以说，以孔孟儒学为主导形成的中国人注意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文化精神，和由这种文化精神塑造而成的中国人的温情、平和、包容的心理性格，更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吗？

这是我重新思考与反省以往对孔孟儒学的研究之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