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底，《宋明新儒学略论》刚刚脱稿，就被哲学系委派筹组宗教学硕士点，并随即开始招收研究生。诚然，中山大学老一辈学者，如已故的陈寅恪教授，在世的蔡鸿生教授、姜伯勤教授，他们对佛教、道教的历史与文献的研究，都甚有成就，而宗教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学科，在哲学系其研究力量却显得力量单薄。所以，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其一是招揽人才，其二是开出课程。

在招揽人才方面，在校内得陈立胜、李兰芬、冯焕珍、李桦和刘昭瑞诸君的加入，在校外海外，得刘小枫、张宪、张贤勇、龚隽诸学人的陆续到来，这个学科点创建五年已具规模。这当中还需衷心感谢香港道教学院、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信义神学院，和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等等机构与团体的支持。在他们的支持下，学科点建立了自己的图书资料库，设立了专题讲座，还先后办有教授梵文、巴利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等多种古典语文的学习班。2000年该学科点组建为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2004年又升格为博士点。学科点成立以来，已先后培养出数十名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青年学子。

在课程开设方面，学科点建立的最初几年，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1997年第一届招来的，是专攻佛学的硕士生，为给他们开课，不得不重新捡起当年舍弃的佛学，也兼及一点道教。所以，那两、三年几乎写不成文章。幸好在佛学方面后来有冯焕珍、龚隽二君接手，在道教方面有李大华、刘昭瑞、王承文、万毅诸君支持，才日渐获得解救。(www.daowen.com)

因为毕竟讲过几年佛教思想史，虽然难以成书，不免也有若干感悟。我的讨论是紧扣佛陀的“十二因缘说”开展的。这是佛陀立教的基本信念。小乘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不大。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依印顺法师的判分，主要为般若学、唯识学和如来藏学三系。般若学（大乘空宗）主“缘起性空”，实际上是指点出何谓“无明”。在般若学以知识心为“无明”，通过辨证认知与存在的无对应性而证得一切被执认为“存有”实属“假名有”之后，般若学便仅以“不可得”为归结。这有消解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危险，于是有唯识学。唯识学（大乘有宗）主“万法唯识”，对存有界有了一个正面的解释。但是，以“无明”为起点无疑即以“性恶”为本根。这意谓着人堕落是必然的，得救是偶然的。大概佛陀这是有感于现实世间的苦难深重，借以“无明”乃至“无始无明”暴露人性的劣根性，证成佛道的艰难性和证入之后的崇高性吧。然而根性本恶，便失去内驱力；证成太难，便失却自信性。故唯识学无法为比较乐观、比较自信的中国古人广泛地接受。倒是如来藏学传入后才真正形成中国的佛教。如来藏学（佛性论）或主“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或以本心为“一真法界”（华严宗），是即不再以“无明”论人的本性，而以“明觉”论性。由之把向善与证入佛道赋予必然意义，把堕落视为偶然的缺失。然而本性的向善只为一“理”（正因佛性），还有待每个个体心之“觉解”。然则“理”（正因佛性）与“觉解”（了因佛性）还是二分的。依原始佛教，今生个我心之主观（十二因缘之爱、取二支）追求也是“恶”（我爱、我执、我见、我慢）的，无疑证入佛道仍有相当的艰难性。及禅宗顿教以“本觉”论“心”说“性”，才真正消解了“心”与“理”的对置，而认肯个体本心的圆足性与证入佛道的当下性。佛教发展至禅宗顿教，成就为一乐观、洒脱，和以境界追求为的矢的宗教。就其以“本心即佛”说为认信基点而言，无疑有似于儒家的“性善论”，就其“一任清风送白云”（怀海诗）那种无牵无挂之境为佛境而言，显然又有得于道家的“逍遥游”。及入于宋明，本心为“理”还是为“觉”之分别，便延伸与展开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论争的一个重要论题。朱子著《仁说》以为，认“心”为“觉”难免有认“欲”为“理”之偏失。阳明子于《传习录》却揭明，“心”与“理”二分必导致“知”与“行”二分而使“理”蜕变为“知识”。唯认“觉”为“心”，以“心即理”，此“理”才具真知真行的品格。然而，在阳明后学那里，我们还是看到了朱子所说认“心”为“觉”难免有认“欲”为“理”之失的这一指谪提示的意义。

数年间断断续续修读佛学粗浅之得，于2009年收入由巴蜀出版社出版的《理性与觉性——佛学与儒学论丛》一书中。该书同时也收入了2002年以来数篇讨论儒学的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