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帝令与人道—仁学:一个形上学支撑的讨论

帝令与人道—仁学:一个形上学支撑的讨论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帝”的观念的形成看,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它是殷人祖先神升格的产物,但是,甲骨文的用语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帝令(弗令)某”这样一种语式予以表征。这已经是“帝(天)为某令(弗令)某”了。孔子的这一说法揭明了这种紧张性。他与孟子把人道—“仁学”诉诸于人的世间情感,似乎缺失了形上学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却使人—主体的地位得以极大地确立。它把人看做利欲个体,以赏罚之道为驾驭二柄。

帝令与人道—仁学:一个形上学支撑的讨论

刚刚接触中国哲学的古典文献,其中的许多提法难以理解。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格物致知”属于认知范畴,“诚意正心”属于修德(价值)范畴,二者是不同的,何以能够连贯起来呢?又且,“修身齐家”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一定就可以做得了“治国平天下”的领导人吗?儒家学者却坚信八个条目是连贯的,那么,我们如何去理解,去说明它们的关联性呢?

又如《老子·三十九章》所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这个“一”是什么?它不是万能的神却比神还万能?老子的这类话语显然不是胡言乱语,老子的说法被古代人们普遍地接受,显然表明老子与古典社会的思想有它自己的逻辑。

一门哲学史课,要讲得让学生理解、接受,自当要寻绎出每个哲学家、每个哲学派别以至哲学演变历程固有的内在逻辑。

这大概就是我从事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前十年所倾注的努力。

就中国哲学的源头而言,最早最具形上意义的无疑是“帝”的观念。我曾经花去半年的时间研读包括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一批古文字学家的相关成果。从“帝”的观念的形成看,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它是殷人祖先神升格的产物,但是,甲骨文的用语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帝令(弗令)某”这样一种语式予以表征。这一语式显示,“帝”对天地万物的管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很近似于《尚书·盘庚》篇所传达的,殷人对其他部族的绝对统领权。比较周人。周人以为一个部族之获得或失去统领权,与是否修德有关。这就是说,是有条件的。这已经是“帝(天)为某令(弗令)某”了。这个“为某”,就是指的条件性。有条件意谓着,“帝”或“天”是有选择的,“帝”与“天”被理性化了;“帝”或“天”选择的“条件”为“德”,“德”的观念的提出显示,“帝”或“天”对各部族是平等的。由是,“帝”或“天”得以脱去祖先神的印记,它与各部族的关系不再是血缘关系,它主持着部族间的公平与正义。就社会历史而言,实际上唯淡化血缘讲求“正义”,才真正踏上文明的通途。而“德”是属于人,由人—主体自己去认定,去修习的。因而,“德”的确立,标识着人—主体意识的开启。(www.daowen.com)

思想史的发展踏入春秋时期,随着“德”的观念的进一步提升,相应地便是“帝”、“天”地位的下降,出现了人之“德”与“天”之“命”的紧张性。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孔子的这一说法揭明了这种紧张性。孔子再也无法从“天”、“天命”那里寻找人道—“仁学”的依据。他与孟子把人道—“仁学”诉诸于人的世间情感(不安之心、不忍人之心),似乎缺失了形上学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却使人—主体的地位得以极大地确立。在主体的内涵进一步往认知方面拓展之后,便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豪言壮语。至于“天”、“天命”,由于不再与价值意识、目的意识相连,则蜕变为一种客观盲目必然性。老子、庄子把它展开,建构为宇宙论。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指的,即是天地宇宙的客观盲目性。进而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所昭示的,则是面对世间功利争夺的无情性与残酷性而不得不讲求的“客观精神”。法家面对社会人生的残酷无情进而往下拽落,力主严刑峻法。它把人看做利欲个体,以赏罚之道为驾驭二柄。此道既不是具形上意义的天道,也不是凸显价值主体的人道。“道”蜕变为手段。手段是暂时的,随机的,无正当性可言。在法家为秦王朝赢得胜利又很快败亡之后,思想家又终于警醒,必须重新寻绎那具恒久意义的“天道”、“人道”及其“相与”关系。于是思想史入汉,翻开了新的一页……

以上所述,是我从最初进入中国哲学史行当并向77级、78级等各年级同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所追求的严谨性,通过审视各思想家的内在理路、思想流派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逻辑进程,而形成的一种看法。在文献的支持上是否充分,在理论的解释与判释上是否得当,毫无疑问是可以有许多争论的。我自己在后来也有不少看法上的改变。作为审视的角度与方法,那时候我很关切的是如下两点:第一是,不再以四大块(本体论、发展论、认识论、社会历史观)作为框架去肢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而以揭明思想家的问题意识作为逻辑起点。问题意识或源于上一代哲学家、哲学思潮在内在思路上的缺失,或源于社会历史变迁对上一代哲学家、哲学思潮的挑战。下一代哲学家、哲学思潮就从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展开其思想过程。第二点是,不侧重于材料的简单的罗列与归纳,而更有意于概念的内在结构与演绎。一个思想家在不同场景会有不同说法,材料的罗列也会肢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唯有舍弃在个别、偶然场景中的一些说法,才可以演绎出一个思想家符合其运思逻辑的体系来。也许,那些被舍弃的,被认为是个别、偶然的说法,恰恰可能是最有创意、最能构成问题意识的,但它也只是下一代哲学家的起点,还是得被排除在这一代哲学家的体系之外。

这是入行最初十年围绕教学所做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所得。这份所得,见诸于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魏晋》一书中。该书于1998年经修订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易名为《早期中国哲学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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