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教学生涯，是1977年开始的。也是这一年，才进入中国哲学的学科领域。

1965年7月留校，虽被分配到哲学原理教研室，却为学校宣传部门征用，尔后是“文革”，接着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当时接管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告诉我们，所谓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只需要培养思想宣传员、文艺员；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唯一出路是上山下乡接受改造。中山大学先是选择乐昌县的天堂山为干校场地，后来因为山太陡峭，粮油难以为继，1969年春改赴英德虹桥茶场。这一“改造”就是四年。

即便如此，还是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闲暇时，便去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杨宽的《战国史》，还有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这算是与历史沾上边了。

1973年初，哲学系复办被召回。大概系领导看到我什么学科都还没有进入，最好调配，于是让我转入西方哲学教研室。刚刚捧起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作哲学史的背景以图有所了解，却又爆发了“批儒评法”的运动。从1973年到1976年，专攻中国哲学史的老师们都得在外面应付宣讲任务，系里的中国哲学史课无人承担，只有转嫁给西哲史教研室。我被分派讲授汉唐哲学。大学读本科时，中外哲学史虽都修习两年，可是已经荒废了七、八年，如何应付得来？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到底讲了些什么？(www.daowen.com)

1976年底，“四人帮”倒台了，大学回归正常教育。我的西方哲学史还没有起步，又且原先只学俄语，做西学难以有成，还不如就转入中国哲学。

那一年已经三十有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