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高中毕业，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为“留苏预备生”。10月初告别家乡，准备北上。首站来到广东省高教局，才知道苏联去不成了，让我在本省选一个学校与专业。于是我入读中山大学哲学系。从此与哲学再也无法分离。

五十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数理化并不差，却何以不去选择一些热门的学科，而去读一个对五十年代的学生来说还很陌生的专业呢？那要感谢罗定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她看到我是个乖学生，就给我一些特别的优惠：我可以随意进入藏书库看书。高二之时，她特意介绍我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的这本著作，在后来无疑被认作意识形态极浓的读物，但对于一个好奇学生来说还是觉得打开了新的视野：具体学科都只关涉具体领域，哲学作为世界观捕捉着自然与社会的总规则。这诚然能够诱发一个既有志于社会科学，又不愿放弃数理化的青年学子的喜好。

大学学习的五年，就个人而言，一直还是在理想——梦想的照耀下努力付出的年代。

很难说出老师们当时给我们传授的知识对此后的治学有许多的启示。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环境必以意识形态为指引对哲学、哲学史、哲学经典作判释，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了。但是，前辈老师们传道授业的风采却依旧在我们心中留驻：杨荣国教授、李锦全教授随口征引历史文献显示的训习，刘嵘教授概括问题显露的才气，罗克汀教授在讲台上不停走动的身影，丁宝兰教授在外观形象上表现的儒雅，陈玉森教授在剖析孔子思想时表现的细密……这些都表明，即便前辈传达的知识技能于今可能已经被超越，但是作为后辈永远不应该忘却他们支撑着让自己得以翻上一层的有力臂膀。

在大学期间得益的，还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与从事理论写作的能力。就当时而言，问题的发现是通过理论与现实的比较、理论与理论的比较，以及理论评价的差异的比较而作出的。只有发现问题，才可以有突破性的研究。写作能力的培养，则是通过反复阅读具有典范意义的论作而实现的。逻辑思考习惯奠定了日后严谨的写作方式。不过，并没有因此而消蚀了那个时代大多青年学子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和激情。记得196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留下来教书，“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首流行歌所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真实信念。(www.daowen.com)

后来，还是留下来了。因为我没有在哪一个学科上表现得特别优秀与执迷，于是把我安排在哲学教研室，准备教授哲学原理。可惜，还没有真正走上讲台，“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怎么说好呢？这里我想我不必采取官方的立场，也不必依从客观效果的什么尺度，更无意涉及权力斗争的内部黑幕。我只从作为一个参与者（当然也是受害者）的角度表达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是以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追逐理想的。从最高理想的层面看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中那怕是有一丁点的污浊也是难以容忍的。这就有了后来的巨大灾难。现在的评论者一方面盛赞宗教信仰者的虔诚与付出，却不愿意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的理想追求留下一点同情，这是很怪诞的事！

就我自己而言，走过理想主义的狂迷与偏执，始得学会了此后的宽容与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