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清楚摩尼教的“戒杀”与佛教“戒杀”的原因，有着重大区别：后者是出于“慈悲心肠”，不忍伤害众生之性命，故其“不杀生”是目的。而前者不杀生，则是怕伤害了人与动、植物体内的“光明分子”，即灵魂，它只是一个手段；此外，由于摩尼教之根本目的是“拯救生物体内的光明分子”，故只要教徒认为有利于此根本目标的事，都可以做，例如，只吃或多吃含有丰富光明分子的植物。那么，如果有人走向极端，主动使“灵魂（光明分子）”脱离“可厌肉身”，尽早“回归明界”——亦即主动使人死亡，其做法似也未曾违背根本教义。鉴于这一逻辑推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北魏法庆“大乘教”之流的“以杀度人”信仰，与其说和佛教有渊源，毋宁说更可能是受了摩尼教教义的影响。

其次，摩尼教的基本思想观念，实际上是反对俗世的一切生灵的。如前文所引巴拉维文《斥疑解》称，按摩尼的看法，一切有形生物的创制者和供养者，都是暗魔。所以，养子育孙是不对的，这便成了暗魔的合作者。养育人类和牲畜，便是强迫灵魂（光明分子）进入肉体（牢狱）；甚至，鉴于同样道理，栽种树木、谷物也是错误的。这一观念已经从哀叹“灵魂在肉体中备受折磨”的大量摩尼教宗教材料中展示出来。

所以，激烈批判摩尼教思想的奥古斯丁的一番话，未必全无道理：“为了避免你的尊神的一部分（指光明分子——引者）被禁闭于肉体中，你不愿送块面包给挨饿者。你由于害怕犯下想象中的谋杀罪，却真正地杀了一人！当你遇见一个挨饿者而不给他食物，他很可能饿死，那你肯定要被视作谋杀者。按上帝的法律，你若不给食物，就是谋杀者；而按摩尼之法，你若给就是谋杀者。”

尽管奥古斯丁的这番话有些偏激（因为摩尼教教徒也愿意向穷人施舍钱财，只是面包、水果和水却只能送给本教的“选民”——高级修行者），但是后世的学者们确实觉察出了摩尼教教义的某个特点：“（基督教与摩尼教教义的真正区别）可用一句话来表达：基督教关心人，摩尼教关心物。……摩尼教的同情心并非施予人类，而是施予人体中被禁锢的光明。就某种程度而言，人类只是间接的神形，他们只是邪恶的暗魔模仿明使形象而制作的一种盗版物。”^[32]

从摩尼教的教义中归纳出的这一“重物而轻人”的结论，使得我们更有理由推测，法庆之流“以杀度人”的信仰夹杂了摩尼教的因素。

再次，摩尼教始终将世俗世界看成是邪恶之所，将人的肉体说成是囚禁光明分子的牢狱，从而特别强调“人生为苦”。这一说法在客观上正与暴政下受苦受难的普通大众的切身感受接近，因此，其教义特别容易被下层民众，尤其是深受剥削与压迫的下层民众所认可接纳。而下层民众的落后文化，完全可能使之在教义的理解方面出现偏差，则将“除魔”“拯救灵魂”等信仰曲解为直接杀人，也并非不可想象之事。那么，出现“以杀度人”之说，自然不无可能了。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们罗列了许多理由，论述古代中国法庆之流的宗教性团体的“以杀度人”信仰，很有可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而形成，但是，这却不能被视作“继承”了摩尼教的教义，而只能说是某种“曲解”，或者至多说是“借鉴”。因为毕竟摩尼教在形式上是“戒杀”的。当然，即使作如此理解，我们也不能否认摩尼教对于古代中国之宗教信仰及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这是后世学者应予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此外，“以杀度人”信仰虽然在客观上是十分“非人道”的，但是与专制暴君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有意识地屠杀民众，仍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只是出于信仰，而非蓄意作恶。

【注释】

[1]《魏书》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传·京兆王·元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第445—446页。

[2]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丙帙《魏晋南北朝·僧徒为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77—978页。

[3]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第三十五期（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第234页。

[4]（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九《辩惑篇·笑道论》“害亲求道”条，载《弘明集、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1年，第155页。

[5]（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九《辩惑篇·笑道论》“害亲求道”条，载《弘明集、广弘明集》，第155页。

[6]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之“《老子化胡经》与摩尼教”，中华书局，1987年，第80—81页。

[7]（宋）方勺《青溪寇轨》所附《容斋逸史》，录自（明）陶宗仪等编《说乳三种》第四册，《说乳一百二十卷》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1807—1808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54页。

[9]吴晗《读史劄记》“明教与大明帝国”，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237、241页。

[10]方庆瑛《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第34页。

[11]叶显恩《也谈〈辍耕录〉中的扶箕诗》，《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第94页。

[12]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第76页。(www.daowen.com)

[13]陈高华《摩尼教与吃菜事魔——从王质〈论镇盗疏〉说起》，《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103页。

[14]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2页。

[15]芮传明《论宋代江南之“吃菜事魔”信仰》，《史林》1999年第3期，第12—13页。

[16]有关摩尼教之日月崇拜研究，可参看马小鹤、芮传明《摩尼教“朝拜日夜拜月”研究》上篇与下篇，分别刊载于《学术集林》卷十五（1999年1月）和卷十六（1999年10月），上海远东出版社。

[17]现存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本为两截残卷，原出敦煌莫高窟。前半截由斯坦因发现，后藏大英博物馆，编号为MS.Stein No.3969；后半截为伯希和所发现，今藏巴黎图书馆，编号为Collection Pelliot No.3884。

[18]此碑全名为《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立于唐元和九年（814），至清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芬兰人里克尔在蒙古的柴达木河畔发现。碑文原用粟特、突厥和汉文三种文字撰写，汉文部分保存得最为完整。嗣后，许多中外学者都对此碑进行了研究。

[19]语见碑文第5—8行。转引自程溯洛《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关回鹘与唐朝的关系》，载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20]Bayard Dodge，The Fihrist of al-Nadīm—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Vol.I，Chapter IX，p.788，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21]Bayard Dodge，The Fihrist of al-Nadīm—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Vol.I，Chapter IX，p.789，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22]此“忏悔文”即是著名的Xuāstvānīft，是为供摩尼教“听众”（即普通信徒）使用的长篇祈祷忏悔文，用古突厥文（回鹘文）书写。其主要部分在20世纪初由斯坦因在敦煌东南地区发现，最终带回伦敦收藏；此外，圣彼得堡、柏林亦收藏了若干残片。该文献被认为成于公元5世纪，是当今了解古代摩尼教宗教生活的重要原始资料。

[23]Jes P.Asmussen，Xuāstvānīft，Studies in Manichaeism，p.195，Copenhagen，1965.

[24]同上引书，pp.198-199。

[25]转译自A.V.Williams Jackson，Researches in Manichaeism，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urfan Fragments，p.18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2。

[26]这些创世神话的概述，见Mary Boyce，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pp.4-7，E.J.Brill，Leiden，1975。

[27]说见拙文《摩尼教“佛性”探讨》，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年9月），第186—216页。

[28]科普特文及英译文，见C.R.C.Allberry，A Manichaean Psalm-Book II（下文简称Psalm-Book），圣歌CCLXI（pp.75-76），Stuttgart，1938。

[29]这首圣歌的帕提亚文及德译文，见F.C.Andreas& W.Henning，Mitteliranische Manichaica aus Chinesisch-Turkestan，III（SPAW，1934），pp.874-875。英译文则见Hans-J.Klimkeit，Gnosis on the Silk Road：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下 文 简 称Gnosis），p.46，HarperCollins Publishers，New York，1993，题为“Hymn on the fate of the Living Soul”。

[30]原文见于粟特文书M131、M395和T II D138；粟特原文及德译文见W.B.Henning，Ein manichäiches Bet und Beichtbuch，pp.44-45，in W.B.Henning Selected Papers，I，Leiden，1977。英译文则见Gnosis，pp.149-150，题为“Lamentation about the fate of the soul”。

[31]引自Gnosis，pp.114-115。是为帕提亚文的摩尼教冗长圣歌的一部分，被认为是由摩尼的弟子Mār Ammō所撰，成于公元3世纪中叶。

[32]奥古斯丁之语及本段引语，见F.C.Burkitt，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pp.59-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