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卐形之传入中土，国内外学者大多归因于印度佛教的东向传播。例如法国学者达尔维拉早就明确地声称，在西藏、中原、日本等地，卐形纹饰并不罕见，且“不难证明，它肯定是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这些地区的”^[6]。又，威尔逊也持类似的观点：“正统的印度人将佛陀视为太阳神毗湿奴的化身。而佛教徒则从这一信仰承继了对于卐的崇拜，并将它传播至西藏、中国、日本和高丽。”^[7]至于中国学界，则如上文所引，也多采纳了与西方学者相仿的说法；他们的观点在许多权威的辞书中得到明确体现。

然而，这些传统的观点并不正确，至少，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前文已经强调指出，在中国，卐形和卐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纯粹的图形，后者则兼为汉字；而后者，不仅其产生的时间远晚于前者，且产生的根源恐怕也异于前者，所以，若笼统地解释中国的“卐”，则会令人不得要领，造成误解，从而偏离事实真相。

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而言，卐形在中国的出现，远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甚至远在佛教、耆那教等宗教在印度本土形成之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毋庸置疑的事实。饶宗颐先生曾撰《卍考》文，论及早期见于中国的卐形纹饰。据称，最早的卐形似乎见于今辽宁省敖汉旗的小河沿文化层中。发掘报告表明，在石棚山墓地出土的四件陶器上，有刻划、绘制的原始文字符号。器物的肩部和腹部饰有十二个符号，其中属于卐形纹饰的符号多达七个，大致上分成三大类型，如图2所示。

图2　见于辽宁小河沿文化期的三类卍形

第一种当是“标准的”卐形，亦即四臂作直角左折或者直角右折；第二种卐形的四臂则作数度直角左折；第三种卐形亦作直角左折，但是弯折之臂骤然加粗，其宽度数倍于中间的十形干。见于辽宁的这些陶器的年代当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其年代之早，与印度、小亚细亚等地的早期卐形相若。

稍后的卐形纹饰则见于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墓地的陶器上。其中属马厂类者有四千七百零五件，饰于陶壶下股部或底部的纹饰符号有五十多种，而其中又以+、—、卐纹饰最为多见。出土于1975年的乐都县柳湾的马厂类菱形卍纹罐，其卐形比较“标准”，只是诸臂向左作直角弯折。出土于1974年的民和县官户台的马厂类型波折纹单耳长颈壶，其卐形则有些特别，基本上以四个L逐一作直角交叉而构成，故而主体呈现井字形，中央划分出一个小方块。其弯折方向既有右旋，也有左旋。青海马厂期陶器大约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期间，虽较见于辽宁者略晚，但也足以与世界上其他各地的古老卐形纹饰相媲美了。

除了史前的陶器之外，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也不乏卐形纹饰。图3所示者，乃是战国时期青铜“车马猎纹壶”上的部分图画场景。上部为狩猎场面，三人各屈一膝，朝天作射箭状，天空中似为大雁之类的禽鸟。下方则有一排卐形纹饰，四臂作左折；卐形的中央有一圆钮。可以看得出，诸臂的弯折处并非完全作直角状，而是稍带圆弧，而且尾端逐渐收尖。这类卐形的总体形状大致上接近“标准的”卐形，并在西方的铜壶、钱币等古代器物上均能经常见到。(www.daowen.com)

图4所示，则是周朝仲丁壶上的部分纹饰。整个壶面共有六层图案：壶身分成五层，再加壶的托底一层。而壶身的上面四层均绘有卐形纹饰。这些卐形的四臂作圆弧状左折，其臂甚为粗壮，由粗收细的趋势十分明显，卐形的中央则有一小圆钮。亦即是说，整个卐形的形状很像火球喷出的火舌，这可能象征着太阳。周仲丁壶大约制成于周宣王（前827—前782年）以后，壶上的铭文“语极古典”，并是“周器之重大完好者”^[8]。则此壶的制作年代似可上溯至公元前8世纪。

图3　战国时期青铜壶上的卍形

图4　周代仲丁壶上的卍形

见于中国史前及上古时代之陶器与铜器等物件上的卐形纹饰，即使不能说比比皆是，也至少是屡见不鲜。这些物件的制作年代则大多在公元前3千纪、2千纪和1千纪，这或者远早于佛教初创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或者与之相仿佛。至于就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而言，即使取最早之说，也晚于大部分中国早期卐形出现的时间^[9]。

所以，在此列举的见于古代中国的卐形纹饰足以表明，“中国早期卐形纹饰源于印度佛教”之说并不可信。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断定中国古代卐形纯粹出于“独立形成”，从而否定它与域外同类纹饰曾经有过的某种交流关系。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早期卐形，并不是因佛教而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