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丝路古史:曳落河、柘羯与Solak、Spahi的同源

丝路古史:曳落河、柘羯与Solak、Spahi的同源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此得知,“曳落河”颇具步兵的色彩。至此,我们可以将曳落河、柘羯与奥斯曼帝国的“奴军”作点比较了。鉴于此,将“曳落河”与solak视作同一词的不同译音,是说得过去的。在西方则演变成奴军中的禁卫步兵;而禁卫步兵中的精锐,苏丹或高官的贴身侍卫则保留了与“曳落河”同源的突厥语名号Solak。

丝路古史:曳落河、柘羯与Solak、Spahi的同源

固然,前文谈及,曳落河与柘羯颇多类似之处,然而,二者之间似乎也有着一定的区别。例如,曳落河更像是一种步兵,或者,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步兵。今人多认同,辽代的“拽刺”即是唐代的“曳落河”,而《辽史》称“走卒谓之拽刺”[32],则曳落河当属步兵之类。又,《新唐书》云:“禄山伪署范阳节度使。始,麾下骑才二千,同罗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数胜,兵最强,狺然有噬江、汉心。”[33]在此所谓的“步曳落河”,显然是“步卒曳落河”的略称或者不慎阙字,因为前有“骑才二千”句与之形成“骑兵”和“步卒”的对应关系。由此得知,“曳落河”颇具步兵的色彩。

相比之下,“柘羯”则展示出骑兵的性质。例如《新唐书·张巡传》载云,至德二年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曾“遣其下尹子琦将同罗、突厥、奚劲兵与朝宗合,凡十余万,攻睢阳。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气不衰”。在叛军的这十余万“劲兵”中就包括了由骑兵组成的柘羯军:“有大酋被甲,引柘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巡阴鎚勇士数十人隍中……”[34]又如《旧唐书·封常清传》载云,天宝十四年十二月,“禄山渡河,陷陈留,入甖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贼大军继至,常清退入上东门,又战不利,贼鼓噪于四城门入,杀掠人吏”[35]。在此虽未标明柘羯是骑兵,但是叛军用之为“先锋”,当是进军快速的骑兵;且唐军派遣“骁骑”与之对仗,则敌方亦当为骑兵,而几无可能为步兵。

至此,我们可以将曳落河、柘羯与奥斯曼帝国的“奴军”作点比较了。首先,上文谈到,奥斯曼募集的异族奴隶中的大多数是充任禁卫步兵的,而禁卫步兵中的最优秀者便成为苏丹的贴身侍卫;这些贴身侍卫称为Solak。在中古汉语中,腭连续音与齿闭止音可以互转,故“曳”(余制切)与s-音通转;“河”(胡歌切)的首音γ-与k-同属软腭音,更可通转。鉴于此,将“曳落河”与solak视作同一词的不同译音,是说得过去的。

在奥斯曼突厥语中,solak一方面意为“苏丹的私人侍卫”,展示了与唐代曳落河(其主子的亲随和假子)的类似性;另一方面,其原意为左方、左手的,则暗示了与方位“左”的某种联系,从而不禁使人推测,或许是因为这类军队的行进队列通常位于主将的左侧,相沿成习,故有此称。

尽管这一推测尚未得到史料的证实,但是与步卒曳落河对应的骑兵柘羯在语音上吻合于古突厥语sa:g(义为右方、右方的),则令我们认为,该推测并非全无根据。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奴军中的精锐皇家骑兵(Spahi of the Porte)却保留着位于右翼的传统:皇家骑兵分成四种支队——Spahi、Silihdar、Ulufaji、Ghureba,其中,最高级支队Spahi始终位于苏丹的右翼。16世纪上半叶的兰伯提(Ramberti)说,Spahi“无论是行军还是扎营,都位于君主的右侧”[36]

综上所述,可以对本章涉及的问题作如下的简单归纳:

在古代和中古时期的中央欧亚地区,主要由游牧的突厥人创建了某种军队体制,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可能对它的改进和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各部族的采用和演进,该体制在东方体现为“曳落河”与“柘羯”的形式;稍后,在小亚细亚则体现为“奴军”或者构成它的禁卫步兵和皇家骑兵的形式。该军队体制的特点是:

第一,军队由招募自各族各地的善战之士组成,有点类似于后世的“雇佣兵”。

第二,这类军队中的精英往往成为主将的贴身护卫,与之关系密切,甚至以“父子”相称。

第三,最初以步兵为主的那类军队,在东方演变成“曳落河”。在西方则演变成奴军中的禁卫步兵;而禁卫步兵中的精锐,苏丹或高官的贴身侍卫则保留了与“曳落河”同源的突厥语名号Solak。

第四,最初以骑兵为主的那类军队,在东方演变成“柘羯”;在西方则演变成奴军中的皇家骑兵。

第五,曳落河、Solak可能分别源于早期列阵于左翼的步兵,因为突厥语solak义为左方、左侧的。

第六,柘羯可以视作古突厥语sa:g(义为右方、右侧的)的音译名;奥斯曼帝国的皇家骑兵精英始终保持着列阵于主子右侧的传统。所以,柘羯、皇家骑兵可能分别源于早期列阵于右侧的骑兵。

【注释】

[1]《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鹘传下·同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6140—6141页。

[2]《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安国传》,第6244页。

[3]见[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拽刺”条,载《史学杂志》第23编,12号。

[4]见[日]前信次,Some Central Asian Words of the Time of An Lu-shan and Shih Ssu-ming Rebellion,载《东洋文库研究部欧文纪要》第36号,东京,1977年。

[5]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册(1938年),第572页。

[6]T.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Vol.I,p.94,London,1904.

[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02页。

[8][日]藤田丰八《论释迦、塞、赭羯、乣军之种族》,载氏著《西域研究》,杨鍊译,1933年,第170、171页。

[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29、30页。

[10]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3页注18。

[11][日]白鸟库吉《西域史上之新研究》,载氏著《西域史研究(上)》,岩波书店,1941年,第99页。

[12]例如,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1978年,第296页;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539页;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89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80页。(www.daowen.com)

[13]《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逆臣传上·安禄山传》,第6414页。

[14](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中,曾贻芬点校,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第94页。

[15](宋)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卷十“同罗曳落河居五分之一”条,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编年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2—340页下—312—341页上。

[1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第7003页。

[17]《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边防十三·北狄四·突厥传上》。浙江古籍出版社据《万有文库》本影印,2000年,第1070—1071页。

[1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1978年,第297页。

[19]《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二《李宝臣传》,第3865页。

[20]《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一《藩镇镇冀·李宝臣传》,第5945页。

[2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逆臣传上·史思明传》,第6432页。

[22]《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一《乐彦祯传》,第4690页。

[23]《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上《叛臣传上·李锜传》,第6382页。

[24]我认为,原文“胡奚杂类虬须者”当句断成“胡、奚、杂类、虬须者”,意指回纥之类的“(北)胡”,属于东胡族群的奚人,诸如安禄山、史思明之类的“杂胡(杂类)”,以及形貌迥异于汉人的其他虬髯多须的异族。此语充分体现了曳落河/假子的“多民族性”。

[25]《新唐书》卷八十六《高开道传》,第3715页。

[26]《新唐书》卷九十二《杜伏威传》,第3801页。

[27]此语转引自Joseph von Hammer,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10 vols.),Vol.I,p.91,Pest,1827-1835。

[28]语见Sir Paul Ricaut,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p.74,London 1686。

[29]参看Albert Howe Lybyer,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pp.60-6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

[30]见Joseph von Hammer,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10 vols.),Vol.III,p.57,Pest,1827-1835。

[31]语见Albert Howe Lybyer,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p.9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

[32]《辽史》卷四十六《百官志二》“拽刺军详稳司”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739页。

[33]《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逆臣传上·史思明传》,第6428页。

[34]《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忠义传中·张巡传》,第5537页。

[35]《旧唐书》卷一百四《封常清传》,第3209页。

[36]见Albert Howe Lybyer,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p.250转 引 的Benedetto Ramberti,The Second Book of the Affairs of the Turks(written in 1534)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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