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知五代十国时期的粟特人对于中原王朝之军事、政治事务的介入程度远胜于此前的时代；亦即是说，在这段时期内，粟特人更展示了其“尚武”和“善政”的特色，而不是以前“擅长经商”和“热衷于传教”的特色。那么，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下文则简单分析一下其历史渊源。

1.唐初，粟特“胡部”在突厥汗国内的逐步独立和壮大，以及唐政权安置粟特人的“六胡州”的设立，都为粟特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东突厥汗国在贞观四年（630年）被唐廷击灭，于是有大量“降户”内迁。此前在突厥汗国内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胡部”（基本上即是粟特人的移居团体），也就作为突厥“降户”的一部分南迁到今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及河套以南的内蒙古境内。虽然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廷一度命令他们重返河北，但是四年后又在胜、夏二州之间（约相当于今河套以南的内蒙古东部）设置了“六胡州”安置这些粟特人；并且其行政首脑始终由粟特人担任，直到调露元年（679年）才换以汉人刺史。在数十年间赋予粟特人的这种高度独立和自治的组织形式，大大助长了粟特人对本族政治势力的追求，同时也为此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2.玄宗开元期间，六胡州的粟特人曾经接连举行武装暴动，规模颇大，虽然最终归于失败，却更加刺激了粟特人攫取政权的野心。

开元九年（721年）四月，兰池州的粟特人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在长泉县聚众起事，旋即攻陷六胡州。其武装队伍迅速扩展到七万人之多，随后进逼夏州。唐廷紧急调集大军抵御和讨伐，经过两三个月的艰苦交战，方始击败了这批“叛胡”。据称，在这场战争中，粟特军队被杀的多达三万余人，足见粟特人此时的军事实力已经十分强大。同年八月，康待宾的余党康愿子再度反叛，自称可汗，来势汹汹。唐廷奋力应对，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翌年九月，才把这场武装叛乱镇压下去。嗣后，被唐廷迁往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相当于今河南省中部）的粟特残部就有五万多人。不久之后（开元十八年左右），唐玄宗又派遣牛仙客“安辑”诸州的粟特人，在盐州、夏州等地选择自然环境良好的地方设置专门的行政区域，以安置大量粟特人。于是，粟特人又得以入住原聚居地，继续发展。这也为二十多年后粟特人参与安史之乱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3.安史之乱（755—763年）的核心力量是粟特人。它历时八年，几乎成功取代唐政权的事实，对于后世粟特人之积极参与军事、政治事务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安禄山、史思明均源出粟特人，是毫无疑问的；在他们的亲属、亲信、骨干和追随者中，也存在着大量粟特人。例如，安禄山的继父安延偃、安延偃之弟安波至等当然都是粟特人。将军安道买的儿子曾与安禄山共患难过；安道买的次子安贞节曾为岚州别驾。河西节度使安思顺与安禄山兄弟相称。安禄山麾下的武将何思德、史定方、何千年、安神威都是粟特人；史思明的部将康没野波、安庆绪的部将安守忠等等，也都出自粟特人。安禄山在造反前曾经奏请朝廷允许他以“蕃将”三十二人取代汉将，则这些“蕃将”中肯定颇多粟特人。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安禄山之子安庆绪被史思明击败而北逃后，史思明曾经招抚了安庆绪的大批部下，其中包括六胡州的数万粟特人。

安史之乱期间，粟特人不仅踊跃参与了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武装叛乱，也与其他的政治势力结合，谋略割据称雄。例如，肃宗至德元年（756年），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背叛安禄山后，就曾经邀请粟特人与之共图河陇之地；而呼应的粟特人则多达数万人。又，翌年，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的“九姓商胡”（显然为粟特人）安门物勾结，杀节度使周泌，占据武威城，聚众六万人。诸如此类的事例表明，安史之乱时期，粟特人主动或被动地大规模卷入了中原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纷争。

综此看来，五代时期的粟特人之所以表现得特别骁勇善战和热衷于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客观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即，隋唐以来，他们得以在中土建立高度独立的聚居地，并多次大规模地参与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角斗和武装冲突，从而激发了越来越大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他们在漫长的东迁过程中，与具备强大战斗力的游牧人的密切交流和结合，使之也拥有了越来越优良的军事技能和武装力量，因此更保证了他们在争战中的胜利。

【注释】

[1]有关这一主题，可参看笔者旧文《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载《史林》1992年第3期，第7—13页。

[2]《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6153页。

[3]有关乌孙的族源，可参看余太山之说：“Asii等四部应是欧罗巴种，其语言属印欧语系。乌孙既与Asii同源，则也应该如此。业已出土的被认为属于乌孙人的遗骨似乎已证明乌孙是欧罗巴种。《汉书·西域传下》颜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或非无据。”语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10页。

[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唐纪六十七·懿宗咸通九年》，胡三省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8131页。

[5]《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八《沙陀传》，第6158页。

[6]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五年”（第8209页）和“僖宗广明元年”（第8227页）。

[7]“（僖宗乾符四年）十月，诏昭义节度李钧、幽州李可举、吐浑赫连铎、白义诚、沙陀、安庆、薛葛部落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见《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700页。

[8]“安从进，振武索葛部人也。”见《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安从进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586页。

[9]有关萨葛、安庆可能为粟特部落的说法，可参看蒲立本的考证。见E.G.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pp.343-344，in T'oung Pao，Vol.41，No.4-5，1952.(www.daowen.com)

[10]见《新五代史》卷四十六《杂传·康福传》，第514—515页。

[11]例如，“沙陀部落曾于五代时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朝”。语见[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5—196页。

[12]《新五代史》卷八《晋本纪·高祖本纪》，第77页。

[13]有关石敬塘身世的这个说法，可参看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546页。

[14]《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周书十四·安叔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1622页。

[15]《旧五代史》卷五十五《唐书三十一·史俨传》，第743页。

[16]《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僭伪列传·杨行密传》：“沙陀将李承嗣、史俨等皆奔淮南。”（第1781页）

[17]有关康思立，可主要参看《旧五代史》卷七十《唐书四十六·康思立传》。

[18]有关康义诚，主要参看《新五代史》卷二十七《唐臣传第十五·康义诚传》。

[19]在此有关安从进的资料，主要据自《新五代史》卷五十一《杂传第三十九·安从进传》，第586—587页。

[20]语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纪四·高祖天福七年》，第9239页。

[21]在此有关安重荣的资料，主要参看《新五代史》卷五十一《杂传第三十九·安重荣传》。

[22]有关安重诲，可参看《旧五代史》卷六十六《唐书四十二·安重诲传》以及《新五代史》卷二十四《唐臣传第十二·安重诲传》。

[23]“（乾宁二年正月，朱友恭）设伏以败之，尽夺其饷于高吴，因擒蕃将安福顺、安福庆。”语见《旧五代史》卷一《梁书一·太祖纪》，第15页。

[24]见《旧五代史》卷七十五《晋书一·高祖纪》（第977—978页）以及《旧五代史》卷八十一《晋书七·少帝纪》（第1067页）。

[25]以下有关安金全及其家族成员的事迹，可主要参看《旧五代史》卷六十一《唐书三十七·安金全传》《安审通传》，以及《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周书十四·安审琦传》《安审晖传》《安审信传》等。

[26]以下有关史建瑭及其家族成员的事迹，可主要参看《旧五代史》卷五十五《唐书三十一·史建瑭传》、卷八十八《晋书十四·史匡翰传》、卷一百二十四《周书十五·史懿传》等。

[27]有关康福，可参看《旧五代史》卷九十一《晋书十七·康福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