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五代时期的粟特人，以勇武著称者为数甚多，他们给予世人的总体形象，往往是骁勇善战，出生入死，或者身任军事要职，东征西讨，颇具“武夫”特色，从而迥异于盛唐时期精于计利的商胡或擅长歌舞的艺人特色。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而为了深入剖析这一现象，恐怕还得先了解一下这些粟特人与当时的著名部落“沙陀”的关系。

1.“沙陀”的族属

古史在提及沙陀时，往往冠以“沙陀突厥”之名，意即该部族属于突厥种。但是实际上沙陀的成分恐怕并非如此纯粹。有关它的源流，《新唐书》说道：“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蜜杂居。……西突厥寖强，内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陆可汗建廷镞曷山之西，号‘北廷’，而处月等又隶属之。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2]

从这段记载中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的结论：“沙陀”之号源自地名（“大碛”）；而此地乃是处月部族居地的一部分；由于西突厥的强大，处月才隶属于它，成为西突厥的“别部”；至于处月、处蜜等族的原居地，即是汉代乌孙的故地。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沙陀只是因为西突厥占据了该地，才与“突厥”发生关系，则可推知，其居民的族属未必为突厥。相反，包含沙陀的处月本是“乌孙故地”，因此与乌孙同族的可能性倒是很大；而乌孙人属印欧人种，基本上已被学界认可^[3]，则“沙陀”未必为突厥族，或者至少混杂印欧族血统，是十分可能的。

事实上，唐末及五代时期的记载也十分清楚地揭示了，所谓的“沙陀突厥”其实包含了很大的“粟特”成分。例如，唐廷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等讨伐气焰正盛的庞勋叛军，康承训则要求朝廷同时诏令沙陀三部落、吐谷浑等一起率部参与讨伐。而所谓的“沙陀三部落”便被史家解释为“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4]。《新唐书》对沙陀的这三个部落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黄）巢攻潼关，入京师，诏河东监军陈景思发代北军。时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屯感义军，克用客塞下，众数千无所属。”^[5]又，乾符五年（878年）十月，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曾与唐军共同讨伐李国昌父子；广明元年（880年）六月，原来隶属于李克用的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均降于唐军^[6]。

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这“沙陀三部落”中的两个部落均由粟特人组成，或者，至少是以粟特人为主体。首先，部落名“萨葛”（古音sât-kât）当是“粟特”之原语suγuδ的汉文异译名；其他尚有“薛葛”^[7]、“索葛”^[8]等，显然也是suγuδ的异译名。此外，不仅部落名直接称“粟特”（萨葛），其酋长的姓氏也是典型的粟特姓：“米海万”之“米”是所谓的“昭武九姓”之一。其次，根据同样的理由，“安庆”部落名以“安”为首，部落酋长以“史”为姓（史敬存），也都显示了典型的“昭武九姓”特色，因此很可能也是以粟特人为主体的一个部落^[9]。

正因为沙陀并非纯粹的突厥种族，以及其中包含了很大的粟特人成分，所以当史称某人为“沙陀种”时，我们不宜贸然断定他是突厥人，因为他实际上不无可能是粟特人。例如，五代唐、晋时期的武将康福，“世本夷狄”，“状貌类胡人”，“善诸戎语”^[10]。从其特征来看，几乎无疑是粟特人：第一，“康”为昭武九姓之一；第二，隋唐时期的“胡”往往是“西胡”（即高鼻深目之伊兰人）的代称；第三，粟特人由于长期经商在外，故通晓各种语言是其特长之一。然而，康福却“常自言沙陀种”；其原因则是“夷狄贵沙陀”。那么，此语恰好反证了康福实际上并非真正的“沙陀”种。由此可知，形式上的“沙陀人”，未必真是突厥种。

中外史家往往将五代时期唐、晋、汉的皇族都说成是沙陀人^[11]，但是细加分析，恐怕并不尽然。例如，后晋的皇族就很可能并非出自沙陀突厥，而是源于中亚石国，亦即粟特人。《新五代史》谈及后晋第一任皇帝石敬塘的家世时称：“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臬捩鸡生敬塘，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12]在此不径直称石敬塘出自沙陀，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沙陀说”。其后又谓他“出于西夷”，并声称不知他的姓“石”的原因，则基本上已将他的源流指向了“西胡”。最后，“石”为典型的“昭武九姓”之一，那么石敬塘很可能源出粟特地区的石国^[13]。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少，因此，当我们在判别五代时期的粟特人时，应该注意到不要忽略了隐藏在“沙陀”背后的真相。

2.粟特族的武将例举

《旧五代史》列有安叔千的专传，介绍其身世和部分经历云：“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父怀盛，事唐武皇，以骁勇闻。叔千习骑射，从庄宗定河南，为奉安部将。天成初，王师伐定州，命为先锋都指挥使。王都平，授泰州刺史，连判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雁门，叔千从晋祖迎战，败之，进位检校太保、振武节度使。晋祖践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历邠、沧、邢、晋四镇节度使。叔千鄙野而无文，当时谓之‘安没字’，言若碑碣之无篆籀，但虚有其表耳。”^[14]

据此，安叔千之姓氏既为“昭武九姓”之一，并又出自“沙陀三部落”，则源出粟特人无疑。至于安叔千本身，称他为“一介武夫”则并不过分，因为他“鄙野而无文”，乃至被人起了个“安没字”（当是“文盲”“没文化”之类的意思）的绰号。但是其武功却颇为了得：其特长是“习骑射”，早年曾追随后唐的第一任皇帝李存勗（庄宗）打天下；至明宗的天成（926—930年）初期，出任先锋都指挥使。后唐末期，他曾随石敬塘（旋即建立后晋政权的第一任皇帝，即高祖）一起击败契丹人，从而晋升为检校太保、振武军节度使。石敬塘称帝后，他又历任邠州、沧州、邢州、晋州四镇的节度使。后晋出帝时期（944—946年），安叔千曾任行营都排阵使、左金吾卫上将军等军职。在此后的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二朝，他也曾担任过官职。(www.daowen.com)

五代时期的诸朝虽然国祚都很短，但是安叔千能在二三十年间相继在唐、晋、汉、周四朝都执掌不小的军权，也是颇不容易了，这应该与他“善骑射”而“鄙野”的特点（实际上是擅长作战，却无心机）很有关系。在此要指出的一点是，安叔千的这种“尚武”特色，是有着“家世”渊源的，即，他并非单身从粟特来到中土，而是整个家族乃至部落早在东方生活，已经数代习武善战了。其证据便是：安叔千的父亲安怀盛也是一员武将，曾追随李存勗的父亲李克用，以骁勇闻名于世。有关五代时期之粟特人“世代习武、从政”的特点，下文还将不断提及。

另一个类似的例证是史俨。《旧五代史》简介史俨的武功特长道：“史俨，代州雁门人。以便骑射给事于武皇，为帐中亲将，骁果绝众，善擒生设伏，望尘揣敌，所向皆捷。”^[15]代州相当于今山西省的东北部，古代几乎是纯粹的“胡人”居地，而他也确实是沙陀人^[16]；此外，他又姓史，为“昭武九姓”之一，故史俨之为粟特人，也是很清楚的。传文谓史俨由于擅长骑射而曾追随李克用（后唐李存勗之父），成为他的亲信。在唐末的社会动乱中，曾经协助李克用平定黄巢之乱；又在唐昭宗乾宁年间（894—897年），率领五百骑奋力护驾，从而颇得昭宗宠幸，官封检校右散骑常侍。史俨后来与李承嗣等投奔吴国的奠基者杨行密，从而使之顿时“军声大振”；乃至被史家誉为促成杨行密霸业的勇将之一（“成行密之霸迹者，皆俨与承嗣之力也”）。从《史俨传》“善擒生设伏，望尘揣敌”的赞语来看，这一称誉似乎并不过分，因为史俨显然不仅单兵作战时十分骁勇，而且擅长兵法，具有很高的军事领导才能。这是远胜“鄙野而无文”的安叔千之处。

康思立^[17]，也是一名十分勇武的粟特系将领。他出自“阴山诸部”，而该地自从突厥汗国建立之后，便越来越多地聚居着“胡人”或粟特人。康思立自幼就娴熟骑马、射箭之术，因此曾成为李克用的亲随，后来出任河东亲骑军使。后唐政权建立后，他便效力于李存勗（庄宗），屡立战功，相继出任检校户部尚书、右突骑指挥使、检校尚书右仆射等；后来在明宗治下，又任应州刺史、北面诸蕃部族都监、宿州团练使、昭武军节度，以及讨伐董璋时的西面行营军马都指挥使。他晚年则官至右神武统军和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等职。康思立生性淳朴，宽厚待人，因此历经后唐四帝，无论担任军职还是文职，都深获将士和百姓们的赞誉，从而也颇得帝君们的重用。

又如康义诚^[18]，史称“代北三部落人”，则显然是指“沙陀三部落”，也就是沙陀-萨葛-安庆部落联盟，则其中有两个粟特部落；姓“康”而又出自以粟特部落为主体的胡部，其为粟特人无疑。康义诚也是以“骑射”为特长，故早期出任李存勗的亲随；李存勗登基之后，康义诚遂官封突骑指挥使。后唐明宗继位后，康义诚又任捧圣指挥使，兼领汾州刺史。康义诚经历了后唐政权的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四任帝君，由于善于用兵，相继出任过河阳三城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亲军都指挥使等职，晚期对帝君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五代时期上距安史之乱并不遥远，安禄山、史思明等粟特胡人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先例依然影响着其他颇具政治野心的粟特同乡们；尤其诱人的是，近在唐末以后的群雄争霸中，更有许多“胡人”凭藉自己的武功和军事实力，程度不同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导致其他许多粟特武人也纷起仿效。在此要谈的一个例子，便是安从进。

史籍称^[19]，安从进是振武地区的索葛部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后唐政权的骑将。振武军州的辖地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及其周近，是传统的胡人聚居之地。而“索葛”即是“粟特”的异名；且“安”为昭武九姓之一。所以，安从进出自粟特，毫无疑问。他的祖、父都任后唐的骑将，说明安从进的擅长武功是世传的；同时表明，安从进的族人在当地已经居住很久了。

安从进最初追随李存勗打天下，到李存勗成为后唐的第一任君主后，他便出任“护驾马军都指挥使”，并领贵州刺史；稍后，又任保义、彰武军节度使等职。到石敬塘建立后晋朝，安从进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从进尽管“富贵”不小，官职不低，却并未满足于此。因为他看到不断有人造反，也不乏成功者，如他相继追随的李存勗、石敬塘便是。于是，安从进产生了模仿之心，逐渐野心膨胀，便暗中招集亡命之徒，充实自己的军力，并截留南方经襄阳而北运的官、私物资。另一方面，他又和粟特同乡安重荣相勾结，互为呼应。后晋高祖的天福六年（941年），安从进公开反叛。依恃着襄阳城的坚固防守，使得晋军久攻不下。直到翌年八月才被破城，以至自焚而死。史称“安从进举族自焚”^[20]，不知此“族”是指“家族”，还是“氏族”，抑或“部族”？不过，无论它何所指，似乎都表明，参与安从进叛乱的粟特人肯定不在少数。

参与安从进叛反的另一位粟特名将是安重荣^[21]。安重荣的乳名为“铁胡”，显示了他的胡人族源，再证之以“安”姓，几可肯定是粟特人。与其他的粟特武将相仿，安重荣的武功也属于“家传”，因为他的祖父安从义曾任利州刺史，父亲安全曾任胜州刺史及振武马步军都指挥使。

安重荣的特长被描绘成“有力，善骑射”，所以他也曾官至后唐的振武军巡边指挥使。有一则故事展示了他的高超射术：早年，石敬塘派人暗中招募安重荣，以共图大事，安重荣答应了。但是母亲和兄长却竭力反对，于是安重荣声称，将用百步以外射箭的方式来预卜此举成功与否。他首先祝告道：“如果将来石敬塘能登上帝位，我这一箭便能射中垛心。”一箭出去，果然中的。他接着又祝告道：“如果我能官至节度使，则此箭射中靶心。”果然，第二箭又应声中的。这貌似“占卜”，其实中靶与否都完全取决于安重荣的箭术；所以两箭都能“百步穿杨”，显然只是证实了安重荣绝佳的射术。于是，他率领手下的巡边千骑投奔了太原的石敬塘；后者创建后晋政权后，便任命安重荣为成德军节度使。

安重荣以一介武夫，从普通军卒而迅速晋升至高官，颇为得意于自己通过武力获取富贵的方式；而在亲眼目睹石敬塘等举兵攫得整个国家的经历后，更是野心勃勃，常对人说：“皇帝靠的不是出身，而是兵强马壮啊！”从此心怀异志，伺机而动。所以，待到晋高祖天福六年安从进叛反时，他就立即呼应了。恰逢镇州遭遇虫灾和蝗灾，安重荣便挟带着数万灾民，进击晋地。当然，他最后兵败，被擒而遭斩首，终于未能圆其“皇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