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52年，以阿史那氏为王族的突厥人推翻其宗主柔然，在欧亚腹地建立了庞大的游牧汗国，相继与北周、北齐、隋、唐等中原政权发生密切的交往，前后历时百余年，史称“突厥第一汗国”。在这一时期内，东西方的交通空前频繁，中央欧亚，乃至欧亚大陆上其他许多地区的政局和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史家曾将这类现象归功于建立强大汗国的突厥人，如著名美国学者西诺所言：

即使突厥人国祚短促，但是他们控制欧亚腹地之要冲的八十年，对历史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因为这是吝种文明热烈交流的时期。固然，在突厥征服之前，这种渗透业已开始，中国突厥斯坦所发现的突厥前的壁画已经显示了希腊、印度与伊朗影响的重要性，但是在突厥人的庇护下，交流更为容易，接触更为频繁。突厥帝国将拜占庭、伊朗、印度和中国四种文明联系起来。它并非单纯的精神和物质的中介工具，而也是一只拌和锅，不同来源的成分在此混合，并被涂上特殊的突厥文明的色彩。最后的一种影响似乎并不特别重要，但是外来文明却能通过突厥渠道而深深地渗入欧亚腹地。这样的推想是颇为诱人的：曾在君士坦丁堡度过数年的突厥使臣，可能在下一次出使中被遣往中国；在突厥可汗宫廷里，来自印度或中国的佛教徒可能和希腊基督徒及波斯袄教徒讨论宗教问题。^[1]

西诺强调了当时世界文明交流的繁荣，也强调了突厥人的巨大贡献，但是却没有指出粟特人在这些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我们在此则就后一方面作些探讨和分析。

1.粟特人参与西突厥的政治和外交

《周书》谈到西魏遣使突厥之事云：“大统十一年（545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陁使焉。其国皆相庆曰：‘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2]这是迄今所见中国内地遣使突厥的最早记载。当时的突厥迫切希望与中原大国交往通好，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希望与中原贸易，尤其是想获得大量丝绸，以转销至西方，牟取巨额利润^[3]。二是还包含了政治意图：当时的突厥仍是柔然的“锻奴”，深受柔然的控制，所以在稍见强盛后就试图借助其他“大国”之力，摆脱被控制的状态。

在此情况下，西魏的遣使突厥就更显得意义重大了；这即是突厥举国相庆的原因。而肩负这一重任的“大国使者”即是粟特人。首先，“安”姓属于“昭武九姓”之一，而昭武九姓乃是中原汉人对于粟特人的通常名称。其次，“诺槃陁”是粟特名的汉译音：粟特词Nahid即著名女神Anahita，可音译成汉字“诺”；粟特词βandē意为奴仆、侍者，可音译成汉字“槃陁”^[4]，所以“诺槃陁”的粟特语原义当是“娜希塔女神之奴”，是粟特人的常用名字^[5]。安诺槃陁此行显然是成功的，因为突厥可汗在翌年就遣使前往西魏“献方物”。而且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双方和亲通婚，使节往返至少有三次^[6]。在这些频繁的交往中，是否再有粟特人参与其间进行斡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粟特人在突厥和中原王朝的首次交往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

粟特人参与突厥政权之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另一典型例证，见于二十多年后西突厥、波斯、拜占庭三大势力的复杂角逐中。有关背景和过程，本书第一编第二章已有较详的叙述，在此则再作简单的归纳。

当时，西突厥的首领是室点密，他与波斯联合击灭嚈哒之后，控制了粟特和中亚的其他许多地区。但是，突厥若能进一步扩展获自中国的大量丝绸的销路，便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于是，粟特人便向突厥可汗提出了开辟波斯售丝市场的建议。在室点密欣然接受这一建议的情况下，一个几乎完全由粟特人组成的使团被遣往波斯，这个使团的团长即是粟特人马尼亚克（Maniach）。这表明，此时的粟特人已经颇获突厥高层的信任，他们参与了突厥的重要外交活动^[7]。

尽管突厥两度遣使波斯，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出使，丝绸被波斯人焚毁；第二次出使，则使团成员多遭波斯人毒死），但是突厥人出于大局的考虑，并未对波斯立即实施武力报复，而是采取了结盟拜占庭的战略决策。而向突厥可汗建议这一战略决策的人，即是此前率团前赴波斯的粟特人马尼亚克。

马尼亚克向室点密可汗进言道，罗马人（即拜占庭）对于丝绸的消费量远大于其他国家，因此，突厥若与拜占庭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就能在丝绸销售上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突厥与拜占庭的结盟，也十分有利于牵制波斯，从而获得莫大的政治利益。马尼亚克并且表示，他愿意率团前赴遥远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促成他们与突厥建立友好关系。室点密可汗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让马尼亚克带着他致拜占庭皇帝的信函，以及大量丝绸和其他贵重礼物，启程前赴西方，时在567年。以马尼亚克为首的突厥使团沿着“草原之路”西行，经过咸海、里海北岸，再南越高加索山而入拜占庭。他们在568年年初抵达目的地，受到了拜占庭皇帝的热情接待。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突厥室点密可汗致罗马皇帝的信函是用“斯基泰”（Scythian）文字书写的，而现代学者多倾向于认为，这种文字很可能即是粟特文。足见粟特人在影响游牧人，参与世界政治游戏的同时，也为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后，突厥和拜占庭频繁地互遣使团。据载，在随后的十年间，仅留有名字的拜占庭使臣首领就有蔡马库斯（Zemarchus）、阿南卡斯特（Anankhast）、优提齐乌斯（Eutychius）、赫罗第安（Herodian）、保罗（Paul）和瓦伦丁（Valentin）等人；其中有些人还不止一次地出使突厥。

当然，突厥方面也有众多人员前赴拜占庭。马尼亚克的年轻儿子也曾担任过突厥的使臣。弥南德记云，马尼亚克约在568或569年去世，接任他的人名叫达格玛（Tagma），官衔为达干（Tarkhan）。在达格玛的使团中即有马尼亚克的儿子，他的权力和地位仅次于使团首领达格玛，显然与其父亲为汗国立下的功勋颇有关系。(www.daowen.com)

由粟特人建议和设计的突厥-拜占庭“战略伙伴关系”，对于6世纪下半叶的中亚和西亚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抑制了萨珊波斯的“野心”，或者，至少使得（西）突厥、波斯、拜占庭三大势力达到了一定的平衡。更有积极意义的，是随着突厥与拜占庭的频繁交往，“草原之路”沿线的其他许多游牧部落也热情地参与到东西方的文明交流中来，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正是在这段时期内，拜占庭才对远东地区有着丰富的记载；在此之后，直到六百多年后的蒙古征服时期，有关东方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记载才又逐步增多。

2.粟特人影响东突厥政权

粟特人不仅参与西部突厥的政治、外交活动，对于以蒙古高原为核心基地的东部突厥，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地据山西的唐公李渊积极参与其间，试图利用突厥的军事威势争夺中央政权。于是谦卑地主动致函突厥始毕可汗，提议双方通商结盟。始毕可汗认为此事符合突厥的利益，便派遣高级官员（位至“柱国”）康鞘利率团与李渊谈判和落实两强的结盟事宜。而康鞘利即是粟特人^[8]，他一方面为李渊送去助威的突厥军队，另一方面还卖给唐军数千战马，从而深合李渊的心意^[9]。

粟特人影响和操纵突厥汗国统治者的情况，似乎越到后来越严重。例如，在东突厥的始毕可汗时期（609—619年），裴矩就曾对隋炀帝明确地指出，是粟特人的唆使，才导致突厥不断与本朝为敌，所以建议诱杀为首的粟特人。《隋书》对此事作了较详的描绘：

（裴）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10]

由此至少可以知道两点：第一，隋廷为了改变自己对突厥的不利形势，想方设法地肉体消灭依附于突厥的粟特人首领，足见粟特人在突厥政权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第二，粟特人史蜀胡悉因贪图财物而前赴马邑时，是“率其部落”一起去的。那么，突厥境内的粟特人显然不是零星的个人，而是一个一个的整体部落，数量之多可想而知，他们对突厥人的影响程度之大也可以推知。

始毕可汗的继承者是颉利可汗（620—630年），亦即东突厥政权崩溃前的最后一任可汗。在他的统治期间，粟特人的势力和政治影响更是几乎达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如《旧唐书》载云：“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11]这里所谓的“胡”，是特指粟特人；所谓的“诸胡”，是特指“昭武九姓”，亦即汉籍惯称的各部粟特人。例如，在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率唐军突袭突厥，颉利可汗仓皇逃窜之后，突厥的“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萧后及杨正道来降”^[12]。既称“胡”，又姓“康”，显然是粟特人无疑；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粟特部落在政治上的强势：他们投降唐军之时，竟还能挟带着隋廷的皇族作为“投名状”，其平时在突厥汗国中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粟特人构成的“胡部”的影响并未因东突厥政权的崩溃而消逝，相反，它们继续在原移居地生存和发展，这可以从下列史实中看出来。首先，唐廷击灭东突厥之后，经过激烈的争辩，最终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在幽州到灵州一线，设置顺州、北抚州、北开州、北宁州、北安州等五个羁縻州安置突厥降部，而其中两个州的都督均为粟特人——上述胡酋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所以，唐廷用以安置“突厥降户”的五个州中，至少有两个州是以粟特人为主体的。

其次，经过将近四十年后，唐廷又特意在河套地区设置了“六胡州”，主要用来安置粟特移民：“调露元年（679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13]这“六胡州”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乌审旗西边，以及宁夏盐池县明长城以北的地区。由于此时仍然秉承唐初以来的胡部安置原则“全其部落”，“不离其本俗”，以“实空虚之地”，“示无猜忌之心”^[14]，所以在这一大片地域内，粟特人应该仍旧以部落组织形式生活着，其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都不弱。至于在此强调“以唐人为刺史”，恐怕是在暗示，调露元年以前始终是以“胡人”为刺史的，如今只是唐廷加强了对粟特人的控制而已。

最后，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在位期间，六胡州地区的粟特人曾有相当规模的叛乱，令唐廷不得不派遣大军认真对付。开元九年（721年）四月，号称“叶护”的康待宾率领部众武装起事，对抗唐廷；参与其事的其他粟特酋帅，尚有也称“叶护”的安慕容，以及号称大将军或将军的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他们拥有兵众七万，旋即占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并且进逼夏州。这导致唐廷急命朔方大总管王晙等率军抵御和讨伐。直到当年七月，王晙才最终击败粟特叛军，生擒康待宾。在此过程中，被杀的粟特骑兵就多达三万五千人，足见粟特人的兵力之强^[15]。

然而，翌年九月，康待宾的余党康愿子又自称可汗，聚众造反，最终被朔方的巡边使、兵部尚书张说所镇压。嗣后，唐廷鉴于六胡州的粟特人过于强盛，便从该地迁走了五万多人，迫使他们散居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从而削弱了六胡州的粟特势力^[16]。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粟特人对于中央欧亚之游牧人的影响仍然持续着，并且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