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描述粟特人故地“康国”的风俗特色道：“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皂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1]

据此描绘，除了粟特人的容貌、服饰等特色外，最为令人注目的，是其重视和擅长商贸的传统，尤其是对于向来重农轻商的中原汉人来说，更有“匪夷所思”的感觉。粟特人对于初生的男性婴儿，有着在其口中涂蜜、掌中置胶的习俗。其原因很清楚：希望他日后成为最优秀的商人——善于待人接物，甜言蜜语，讨人喜欢，从而生意兴隆；又精于算计谋利，如胶粘物一般，牢牢地掌控钱财。寥寥数语，一个精明商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正因为有此目标和期望，故男性青年刚刚成年，就会远赴世界各地经商；凡是有利可图之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当然，东来中土的粟特人更是不计其数。

于是，“善于经商”便成为粟特人的第一重要特征。那么，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概括而言，凡是中土未见或罕见的域外物产、奇珍异宝，乃至珍禽异兽都是他们销往中国的主要商品；至于输出者，则主要是中国的著名特产丝绸，其中包括丝绸原料和丝织成品。这些物品一旦销到遥远的其他文明地区，如波斯、希腊、罗马等地，将能获得可称“暴利”的巨额利润。粟特人的这些经济活动散见于大量史料的记载中，在此不拟具体罗列。我们要介绍的，只是他们在中原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内经营酒店的情况，其中又以最兴盛的唐代“酒家胡”为例，以展示粟特商人之经济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古代所谓的“酒家胡”，通常是指在中国开设酒店的胡人，或者由胡人开设的酒店。而这类“胡人”虽然包括了不止一种的民族，实际上却主要是指粟特人。下面，将就涉及“酒家胡”的几个问题作点考察^[2]。

1.“酒家胡”的经营特色

酒店的第一业务当然是饮酒，无论是胡人还汉人经营的酒店在这方面应该并无区别。但是，胡人开设的酒店特别吸引顾客，从而著称于世，其原因何在呢？这恐怕是因为“酒家胡”独具特色的缘故。首先，“酒家胡”供应的酒的质量可能特别优良。

王绩嗜酒，自称“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3]。他在隋末曾供职于秘书省，却为了便于少干事、多饮酒而自求为六合之丞。至唐高祖在位之初，他又因得知太乐署史焦革家中有酿酒的高手，而特意求为太乐署丞，以容易获得焦革的佳酿。则王绩对于美酒的追求程度可想而知。

正是这位嗜酒的王绩，经常光顾胡人经营的酒家，他有诗云：“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4]他既然常在胡人的酒家赊酒，则无疑是酒店的老主顾了，那么，这里销售的酒必有上品佳酿在内。事实也确是如此。王绩在其诗中曾经提到过至少两种名酒：“竹叶连糟翠，蒲萄带麴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5]诗中所谓的“竹叶”，是指传统名酒竹叶青，其色泽呈绿，故用“翠”来形容；至于“蒲萄（葡萄）”则是指葡萄酒，色泽呈红。据传，竹叶青酒始创于南北朝时期的山西，是为“国产”品牌。而葡萄酒的源流则在域外，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当世人将葡萄酒酿造术传入中国之始归功于唐太宗在位后期时^[6]，唐高祖时期见到的葡萄酒更有可能是纯粹的“舶来品”了。

虽然葡萄和葡萄酒酿造术引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可再探讨，但是它们源自域外，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史记》谓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其周近地区“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7]。《后汉书》谓粟弋国出产葡萄，其葡萄酒特别有名^[8]。《晋书》谓龟兹的许多土著人“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以十年不败”^[9]。如此等等的记载都表明了葡萄盛产于域外，葡萄酒酿造术也始于域外。所以，葡萄酒在中土就显得格外珍贵，以至传闻汉末孟佗竟然用葡萄酒一升（或谓一斗，或谓十斛）贿赂宦官张让，就换来凉州刺史的高阶官职^[10]。

可以设想的一个事实是：“酒家胡”在中原地区生意兴隆，其优质名酒葡萄酒肯定备受欢迎，销量极大。那么，如果他们长年从千万里外的原产地进口葡萄酒，则肯定是很不经济和很不现实的。所以，十分可能的是，这些胡人在中原地区直接酿造葡萄酒。于是，葡萄酒酿造术之传入中国内地，恐怕是与“酒家胡”同时出现的。这即是粟特人（“酒家胡”的主体）在经商的同时也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例。

葡萄酒固然是胡人经销的最有特色和最具竞争力的名酒，却可能并非他们引进中土的全部域外名酒。盖按《唐国史补》记载，当时流行的域外名酒还有其他品种：“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醖、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菴摩勒、毗梨勒、诃梨勒。”^[11]在此提到的“西市腔”很可能源自西胡。因为京城长安的“西市”乃是胡商的最大聚居区，也是域外人经营商店的集中区，故京城中名为“西市腔”的酒，很可能是西胡创制的某种酒。

此外，“法出波斯”的类酒饮料三勒浆，则更是源出西域无疑。现代学者考证“三勒浆”，认为它源出印度，是用菴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药果综合酿成的酒类饮料，有疗病、保健功效，味甘美，能醉人，消食，下气。后来传到波斯，波斯语称amola、balīla、halīla，故有三“勒”（-la）之称。这种演化了的印度饮料又以“三勒浆”的形式传入中国，成为唐代的高端饮料^[12]。三勒浆在中土的流行，似乎始于唐代，并在唐代最为兴盛，而这与酒家胡的兴盛恰巧同时。那么，三勒浆主要由酒家胡经营和传播，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酒家胡”不仅以具有西域特色的名酒招揽顾客，同时还以具有西域风格的歌舞音乐吸引人们；后者即是“酒家胡”的另一种经营特色。这一业务的主要参与者是女性胡人，即通常所言的“胡姬”。唐代的文人墨客对于这一特色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例如，李白的《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云：“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摧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13]又，其《醉后赠王历阳》云：“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踪起龙虎，舞袖拂青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14]再如贺朝《赠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15]在此，胡人经营的酒店有歌，有乐，有舞，有酒，有“色”，对于那些有点财富和地位的文人来说，确实是销魂处所。

“酒家胡”的歌乐和舞蹈，带有浓厚的西域风味。从西域传入的乐器中，主要有琵琶、五弦、竖箜篌、筚篥等。琵琶出自胡地，所以又称“胡琴”。上引李白“琴奏龙门之绿桐”句中的“琴”便是指琵琶，故下有“摧弦拂柱”的描绘。贺朝诗谓“弦管夜锵锵”，则表明除了弦乐外还有管乐。唐代中土流行龟兹乐，管乐器筚篥则是龟兹乐中的主要乐器之一。据说，唐代的筚篥是以芦茎为簧、短竹为管的竖笛，具有九个孔。筚篥的乐声通常沙哑，犹如悲咽，小筚篥则比较激越高亢。龟兹乐涉及的其他管乐器尚有笙、横笛、箫等。王维《过崔驸马山池》的“画楼吹笛妓，金椀酒家胡”句、章孝标《少年行》的“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句，以及温庭筠《赠袁司录》的“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闻留洛客吹”句^[16]等等，都生动地描绘了酒家胡演奏管乐的情景。

“酒家胡”的舞蹈当然也具有强烈的西域色彩。古人按舞的不同特色而分之为健舞、软舞、花舞、马舞等。有人认为，健舞多为带剑的乐舞，舞容刚健，软舞则不用剑器，舞容柔软。若此说属实，那么酒家胡的舞蹈恐怕以软舞为多。因为酒、色相连，在这种场合似宜体现“温柔”；且光顾这类酒店的，也颇多骚人墨客，可能更喜爱轻缓柔顺的乐舞。

尽管通常看来，“酒家胡”只是卖酒、卖艺、卖色而不卖身，但是细察某些文字，最后一项似乎未能全然避免。例如，施肩吾有诗云：“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17]虽然此诗带有戏谑的口吻，但也暗示了酒家胡姬或有“留宿”客人的现象。所以，这即使不是“酒家胡”公开和正式的业务，却也难免“偶一为之”。(www.daowen.com)

2.“酒家胡”的男性成员

人们提到“酒家胡”，通常会马上联系到“胡姬”，于是，酒家胡往往被视同于女性胡人（即胡姬）。事实上，酒家胡中男性成员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女性成员。

上文已经提及，粟特人善于经商，“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那么很显然，前来中土经商的粟特人，当以男性为主。即使男女人数相若，也多以夫妻、子女的形式组成，而几无可能只有女性、排斥男性的粟特人经商机构。所以，“酒家胡”中的男女比例差不多相同，应该在情理之中。

至于男性胡人之积极参与“酒家胡”的经营，则可以在名为“酒胡子”的劝酒具上清楚地体现出来。酒胡子，也称“劝酒胡”，唐人卢注对此物曾有十分生动的描绘。如《唐摭言》所载：

卢注，门族甲于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桥。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满朝称屈。……晚年失意，因赋《酒胡子》长歌一篇，甚著。序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贳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王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时，人心俛仰，旋转所向者举杯。其形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诮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臲卼不自定，四座亲宾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随时自圆转。此物五藏属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容本非天地力。雕镌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装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肠，空令酒胡名酒胡。”^[18]

由此可知，所谓“酒胡子”或“劝酒胡”，是指一个状貌类似胡人的器具，在酒席上旋转而摇摆不定，待到它最终倒向所指的某人，便应该喝酒干杯。宋人也曾谈到类似的劝酒胡，如《墨庄漫录》所言：“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僛僛然如舞状。久之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酬之以盃。谓之劝酒胡。程俱致道，尝作诗云：‘簿领青州掾，风流麴秀才。长烦拍浮手，持赠合欢盃。屡舞回风急，传筹向羽摧。深惭偃师氏，端为破愁来。’或有不作传筹，但倒而指者当饮。”^[19]

在此所言一边旋转劝酒胡、一边传筹的做法，有点类似当今的“击鼓传花”游戏，即当失去平衡的劝酒胡最终倒下时，“筹”在某人处，那人便当饮酒。不过，有时不传筹，而只待劝酒胡倒下时指向某人，那人便当饮酒。这类颇有趣味的劝酒器具之所以被称“酒胡子”或“劝酒胡”，是因为这种人形器具的状貌酷似胡人。卢注的《酒胡子》歌对其“胡貌”描绘得栩栩如生：鼻子高挺，眼珠碧绿（“鼻何尖，眼何碧”），身穿的也是典型的胡人服饰：翠绿的帽子、鲜红的衣衫。这与唐人徐夤《酒胡子》诗^[20]“恰与真相似，毡裘满颔须”句形成了绝妙的映证，因为后者是指劝酒胡身穿毛皮衣，满脸络腮胡。

所以，所谓的“酒胡子”，除了意指这是劝酒的“胡人”外，还有“胡子浓密的劝酒胡人”的意思。正因为须髯浓密是男性“西胡”的面貌特征，所以古人有时会将胡须浓密者等同于“胡人”。那么，唐代始创的“酒胡子”或“劝酒胡”，恐怕正是借鉴了当时空前兴盛的“酒家胡”中男性成员的状貌。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西胡”在中原地区的酒店经营中，无论男女，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3.唐代“酒家胡”的兴衰推测

涉及唐代“酒家胡”的文字资料几乎全部见于同时代人的诗歌中，所以，在此对唐代诗歌的内容做一点统计，当能大略推知有关“酒家胡”的某种趋势。

据粗略的梳理，十分明显地提及酒家胡，从而展示出其人物和经营特色的诗歌至少有二十余首；它们的作者约涉及十四位诗人。诗人们的主要生活年代，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7世纪上半叶（以太宗时期为主）一人，即王绩；8世纪上半叶（以玄宗时期为主）四人，即贺朝、李白、王维、岑参；9世纪上半叶（以德宗、宪宗、文宗时期为主）八人，即元稹、杨巨源、章孝标、杜牧、张祜、温庭筠、施肩吾、姚合；9世纪下半叶一人，即罗隐。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如史料残缺、诗人的主题偏爱等），只按此统计数字来判断，那么大体上可以认为，唐代中原地区的“酒家胡”在唐初并不多见，在盛唐时期十分繁荣，至中唐后期和晚唐初期更为兴隆，在晚唐后期则逐步衰落。

由于这一推测与整个唐代之中外交流形势的发展趋势大体吻合，因此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李氏建立唐政权（618年）后，并未立即获得对“西域”的全面控制权，直到640年和657年才相继击灭北方强敌东突厥和西突厥，畅通了东西方的交通。所以，唐初中国内地的酒家胡并不兴盛，当在情理之中。玄宗的开元时期是“胡化”极盛的阶段，当时，“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竞衣胡服”^[21]，所以，“酒家胡”趋于鼎盛，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至于中唐乃至晚唐初期，“酒家胡”似乎更加兴盛的原因，恐怕得归因于安史之乱（755年）后，游牧政权回纥的军队大批进入中原，帮助唐廷镇压叛军，收复失地，从而成为莫大“功臣”，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地的“胡化”。回纥人中杂有数量巨大的粟特人（“九姓胡”），并一度关键性地影响着回纥人的宗教和政治。正是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中国内地才被迫更多地向胡人“开放”，从而更为深度地“胡化”。元稹之诗描绘了安史之乱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地区兴盛的胡文化：“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22]在这种大背景下，“酒家胡”更盛于从前，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纥政权在9世纪40年代初开始解体，各部分裂，迁移远方。于是，它对唐政权的影响力大为衰弱；并且，不断的战乱也导致中外交通衰落；又，唐廷本身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因此，“酒家胡”在中土逐步销声匿迹，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