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对粟特的简介来看，无论何种说法，都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或其周近的地域视作粟特地区（索格底亚那）；“粟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远离那一范围。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人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把汉籍中仅极其简单提到的中亚古国名“粟弋”视同于“粟特”，而无视了它实际上是远在里海地区的另一小国的史实。在此，我们将对“粟弋”进行具体的考察和辨析。

粟弋，作为古代欧亚大陆腹地的一个政权名，在汉文古籍中只出现过有限的几次，并且记述极为简略，兹罗列如次：第一，《后汉书·西域传》对它列有专传，但是仅仅二十七个字，且今本所见，还将“粟弋”误成“栗弋”：“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9]第二，《晋书》在《康居传》中有一句话提及粟弋：“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10]第三，《通典》列有不到八十字的“粟弋”专传：“粟弋，后魏通焉。在葱岭，大国，一名粟特，一名特拘梦。出好马、牛羊、蒲萄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余，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十里，附庸小国，四百余城。至太武帝时，遣使来朝献。”^[11]

实际上，《通典·粟弋传》很可能是捏合了《后汉书·粟弋传》和《魏书·粟特传》，将二者的信息混杂在了一起。因为《魏书·粟特传》载云：“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12]于是，后人不是将粟特、粟弋之方位都考定为里海-黑海地区，就是把它俩都考定为锡尔河与阿姆河地区；总之，粟弋、粟特二者同一。但是我则认为，粟弋并非粟特；它当是里海以北地区，与奄蔡、严国等毗邻的一个政权。兹辨析如下。

1.按《后汉书》叙述顺序的规律，粟弋当位于里海地区

《后汉书·西域传》在叙述各个政权时极有次序，它将整个“西域”划分为五大块地区；在每一地区内，又基本上按照交通道的延伸所及，逐一记载各国。下面是其叙述的次序。

（甲）南道组　沿着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交通道，称为“南道”。在本《传》中，它向南越过今喀喇昆仑山，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最后到达今阿富汗的赫拉特（即“乌弋山离”）。《传》文相继提到的为鄯善、且末、精绝、拘弥、于阗、皮山、西夜、子合、德若、乌秺、罽宾、乌弋山离（排持）。

（乙）西亚组　这一地区内的国家依次为条支、安息、阿蛮、斯宾、于罗、大秦。按照现在通常的比定，条支、阿蛮、斯宾、于罗等国大致上位于底格里斯河流域与波斯湾头；安息在今伊朗高原；大秦则是位于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帝国。

（丙）南亚组　这一组的成员相继为大月氏、高附、天竺、东离。大月氏最初据有阿姆河北岸和今阿富汗北部；高附通常被比定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周近地区，至《后汉书·西域传》撰成时，它已隶属于大月氏；天竺通常是指今印度北部；东离，或以为在今印度的东北海岸，或以为在东南海岸。

（丁）里海组　该组依次提及三国：粟弋、严国、奄蔡。这三个政权都被说成“属康居”，所以实际上在它们之前还应该谈到康居。但因《后汉书·西域传》之原则为“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故而对康居便略而不载了。康居除了占有索格底亚那的部分地区外，其主体则位于锡尔河北的哈萨克草原上。既然《西域传》的叙述规律是按交通线的逐步延伸而展开，那么粟弋便很可能与严国、奄蔡一起，位于康居的另一方，亦即位于里海地区。

（戊）北道组　这里的“北道”是指沿着塔里木盆地北部的交通道。该组所叙述的政权依次为：莎车（它在南、北道的交汇之处）、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焉耆、蒲类、移支、东且弥、车师前后部。自西向东，井然有序。

就上文所列，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后汉书·西域传》所载的各国，是相当严格地按照方位而逐一叙述的。有鉴于此，我们很难设想唯有粟弋一国违反了这种行文规律。所以，粟弋并非位于索格底亚那，而在里海地区，其实是很明显的。

2.按传文内容，粟弋绝非汉人熟悉的索格底亚那

不难发现，《后汉书·西域传》诸国的情况介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基本上按照国名、治地、距汉朝首都及都护或长史治所的距离、人民的户数或人数、军队数量，以及风俗、物产或其政治状况这样的顺序和内容来叙述。对于某些大国或者距中原较近的政权——实际上也就是为汉人所了解得更多的那些政权——传文则描述得更为详细。

综观整个《西域传》，共有二十二国（车师前后部作为一国）专门列传，而绝大部分政权的传文具备上面所说的最基本内容。为了便于比较、分析，从中找出某些规律，下面将各国叙述内容的详疏列成表格。表格的“内容”项中，1代表治地；2代表离长史所的距离；3代表离都城洛阳的距离；4代表相对于他国的距离和位置；5代表户数与人口数；6代表兵力的大小；7代表风俗和物产；8代表国内政治状况；9代表《汉书》有否专传；10代表本传的字数。此外，★号表示本传具备该项内容；而○号则表示本传不具备该项内容。

于是，根据这一表格，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甲）传文字数最少的是严国、子合、粟弋、奄蔡。但是由于在《汉书》中，已有子合与西夜的合传；而奄蔡也曾在《康居传》中被稍稍提及，所以，可以认为严国和粟弋是从西汉以来记载最为简略的两个政权。

（乙）诸国之中，全部缺乏“去长史所距离”，“去洛阳距离”，“户、口数”，“兵力大小”这样四项内容的政权有：条支、大秦、高附、天竺、东离、粟弋、严国、奄蔡；而这四项内容的详略和有无，正是中原汉人对于这些地区之熟悉程度的关键性标志。

天竺、东离、条支、大秦等国远在南亚、西亚，甚至欧洲，故而传文不载它们至洛阳的距离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如此，也有不少关于其地理方位的间接资料，例如“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其国临大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起磐起国，皆身毒之地”；“东离国居奇沙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围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大秦国，一名犁健，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

《后汉书·西域传》诸国内容比较表

续表

相比之下，有关奄蔡、严国和粟弋方位的资料就少得可怜了。关于奄蔡，只有《汉书·西域传》提到“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关于严国，只有《后汉书·西域传》说“在奄蔡北”。至于粟弋，则并无只字谈及其地理位置！所以，粟弋乃是《后汉书·西域传》诸国中地理位置最不明确的一个政权。

（丙）不记载国内政治状况的政权有：西夜、子合、德若、条支、安息、高附、粟弋、严国、奄蔡、移支、东且弥。但是，西夜、子合、条支、安息、东且弥等国在《汉书》中都有传，提到其王号、治地、钱币、城邑、文字等情况；《后汉书·高附传》则对高附与诸宗主国的关系谈得十分具体。而粟弋则是丝毫没有提及国内政治状况的极少数政权中的一个。

根据上述三点结论来看，粟弋乃是《后汉书·西域传》中唯一的既不知距洛阳之距离以及人口、兵力数量，又不知其确切地理位置以及国内政治状况的一个政权。亦即是说，它是从西汉以来的二百年间，中原人了解得最少的一个西域国家（与之类似的为严国和奄蔡）。

与粟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索格底亚那。这一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亚欧大陆上东西交通道的辐辏之地。通常认为，泽拉夫善河流域（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乃是索格底亚那的中心，或者即是狭义的索格底亚那。从这里，东经天山南路可抵中原地区；北越锡尔河后可经咸海、里海北岸而抵达南俄与小亚细亚；南跨阿姆河后可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去则可经马里而赴西亚和小亚细亚等地。

张骞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就已“凿空”西域，他亲身游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并间接了解了其旁的五六个大国；嗣后，张骞再度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而这些国家随后也遣使赴汉报聘。从此，“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3]。可见当时中原汉人与中亚乃至南亚、西亚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

姑不论此后又有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征讨大宛，以及陈汤、甘延寿与康居的军事冲突（发生在西汉元帝时代）等事件，即使东汉时期班超与月氏、康居等国的军事和外交往来，也足以使中原政府对索格底亚那十分熟悉了。《汉书·西域传》谓大月氏“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又说康居有五小王；并声称“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妫水”即是阿姆河；而“五小王”则被后人认为分布于泽拉夫善河流域、咸海地区和费尔干纳附近^[14]；“善贾市，争分铢”更是后人公认的索格底亚那居民的最大特征。

种种证据表明，两汉时期的中原人对于地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是十分熟悉和了解的。那么，如果确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粟弋即是索格底亚那，为什么《后汉书·西域传》会对粟弋表现得如此陌生呢？显然，最合理的解答只能是：粟弋并不是索格底亚那。

3.粟弋与索格底亚那之物产类似不能成为二者比定的必然证据

《后汉书·西域传》说粟弋“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这条资料往往成为持“粟弋=索格底亚那”论者的主要依据，因为其描述与索格底亚那之风光物产相仿^[15]。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相当勉强的比附。因为，不仅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类似于——或者完全等同于——索格底亚那的风光和特产，而且里海地区（这是我认为的粟弋所在地，下文还要进一步证明）的物产同样吻合于《粟弋传》的描绘。

例如，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且末国“有蒲陶诸果”；难兜国“种五谷、蒲陶诸果”；“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鄯善“有驴马，多橐驼”；乌孙“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蒲类“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乌垒“土地肥饶”；伊循“地肥美”；大夏“地肥饶”；伊吾和柳中“皆膏腴之地”。足见水土肥美、盛产羊马、葡萄和葡萄酒的地区遍布整个西域，索格底亚那不过是其中之一。岂能将具有这一特色者都视为索格底亚那？

粟弋与严国、奄蔡大致上位于同一区域之内，而奄蔡的据地当包括里海北岸和伏尔加河、乌拉尔河下游地区。公元7世纪前期开始建立强大政权的可萨突厥人的势力范围基本上就在这一地区。故而古代学者对于可萨汗国物产的描绘，有助于我们了解粟弋的情况^[16]。

伊本·阿萨姆·阿尔库菲说，可萨人产有一种特别的小种骆驼，这与“巴克特里亚种”的双峰骆驼不同。居住在他们北面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尔塔人，不但产骆驼，还出产其他牲畜。更往北去的布尔加人显然也产骆驼。麦格迪西说，可萨人拥有大量绵羊。伊本·赛义德说，可萨人所产的供骑乘用的牲畜（显然主要是指马匹）特别高大。737年，麦尔旺率领阿拉伯人侵入可萨境内，曾经摧毁了伏尔加河沿岸可萨人所饲养的大批马群。

伊斯泰赫里说，可萨汗国并有大片农耕区。其都城周围的六七十英里之内都是农田，出产小米和大米。麦格迪西、加迪齐都说，可萨汗国出产大量蜂蜜和蜜蜡；盛产蜂蜜的地区沿伏尔加河向北，一直延伸至布尔塔人和布加尔人的居地。伊斯坦赫里、伊本·郝盖勒都曾提及高加索山北部的果园和葡萄园；葡萄园的数量多达成千上万个（伊斯泰赫里说有四千个；伊本·郝盖勒则声称有四万个）。加迪齐说，可萨汗国境内的其他地方也颇多果园。

比上引穆斯林史家更早数百年的罗马史家阿米亚努斯，谈到了同样居住在里海地区的阿兰人。据说他们的两大特产是：良马saurag和啤酒；啤酒被奉为阿兰人的“国酒”，它们出现在官方和私人的所有重要宴会上。直到近、现代，居住在高加索山北部的阿兰人后裔奥塞梯人仍然以此为特色^[17]。

由此看来，里海地区物产与粟弋物产的类似程度绝不亚于索格底亚那与粟弋的类似程度。所以，即使仅就物产而言，里海北部地区也与索格底亚那同样地具备比定于粟弋的资格。

4.《晋书·康居传》表明粟弋可能位于里海地区

《晋书·康居传》载云：“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18]在此，传文主要描述了“康居”的风土物产，只是顺便提及了粟弋与“康居”的相对位置。即使如此，这些文字也传达了较多的信息。

传文所言康居王驻跸地苏薤城的方位，现已基本上得到确认。沙畹说，苏薤当是Soghd之对音，《新唐书》以其为佉沙（Kesh，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沙赫里夏勃兹，位于撒马尔罕之南）城之说，已得到阿拉伯史料的映证^[19]。岑仲勉说，既然“苏薤”是“粟特”的异译，而撒马尔罕又是粟特的首府，那么，有充分的理由推定苏薤即是后来的康国^[20]。由于康居王（实际上是康居的五小王之一，见《汉书·西域传》）的治地本来就在索格底亚那，因此《晋书》所说与康居“邻接”的粟弋就绝不可能也位于索格底亚那地区，而是位于康居政权的整个辖境之外。(www.daowen.com)

按《晋书》“（康居）与粟弋、伊列邻接”的语气来看，粟弋和伊列应当处在相对于康居而言是同一方位的地区内；至少，二者不会相距太远，诸如一邻康居北界，一邻康居南界之类。因为假若出现这种情况，则会使用另外的行文方式，例如《后汉书·西域传》称安息“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

关于伊列，《汉书·陈汤传》也曾提及。传文记述陈汤的一段话道：“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这里，伊列在北，安息在西，月氏、山离乌弋在南，显然都是相对于康居而言的。由此可知，伊列的大致方位是在康居之北。

通常认为，“伊列”即是“伊犁”；但是我认为此说不妥。首先，“伊列”显然是个政权名，而“伊犁”则是个地区名；在伊犁地区从未存在过名为“伊犁”的政权。其次，就方位而言，伊犁地区只能说成位于康居之东，而绝不可能位于其北。最后，按陈汤之言，康居意欲取得乌孙、大宛后再“北击伊列”。而众所周知的是，乌孙的据地本来就在伊犁河流域；假使伊列即在伊犁，康居取得乌孙后又何须再“北击伊列”？则伊列之非伊犁，是十分清楚的了。

《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云：“（北新道）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这里的“乌伊别”也位于康居之北；而且读音亦与“伊列”吻合，所以二者当是一国。杨宪益对此论述道：“《晋书》的伊列显然即是《魏略》的乌伊别国。‘别’字当为‘列’字之误，一般西方学者多以伊列即指后日的伊犁流域，此实为不可原谅的错误，即就地域而言，汉代康居东界有大宛乌孙，康居亦从未与伊犁流域邻接。且‘伊’字汉晋时读为U或O，如梵文Upasaka即译作伊蒲塞，其音亦与后日的伊犁（Ili）完全不同。”^[21]

综观诸古籍的记载，《汉书·陈汤传》将伊列置于康居之北；《后汉书·西域传》将奄蔡、严国、粟弋置于同一地区之内；《晋书·康居传》将粟弋与伊列置于同一方位；《魏略·西戎传》则将乌伊别国（即伊列）、柳国、岩国（即严国）、奄蔡同置于康居之北。毫无疑问，粟弋的大致方位也应该在“康居之北”，即与奄蔡、严国等处于同一地区内，也就是在里海的北部或西北地区。

5.里海地区铁勒诸部名号的证据

《隋书·铁勒传》云，铁勒诸部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嶻、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萨忽等诸姓。”^[22]由于《隋书·康国传》将康国视为“康居之后”，并是“强国”，“西域诸国多附之”，故在传文编撰者心目中，“康国”领域绝非仅限于泽拉夫善河流域，其北界恐怕要扩展到锡尔河沿岸；则它的北面当是指锡尔河北或咸海北岸。“阿得水”即今伏尔加河，“得嶷海”即今里海，这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所以，上面提及的那些铁勒部落应该大致上分布在锡尔河以北、咸海的北方或东北方，以及里海北岸的伏尔加中、下游一带。

事实上，《后汉书·西域传》记述得最为简略的奄蔡、严国、粟弋诸国，都可以在数百年后里海地区的铁勒部落中找到其名号继承者。

关于何嵯（γa-ts'ie），我在《铁勒部落新考》中已指出，此即《新唐书·火寻国传》中的曷萨、《波斯传》中的可萨、《酉阳杂俎》中的阿萨，也就是公元7世纪早期兴起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Khazar人。而其语音与“阖苏（γap-sa）”也完全吻合；《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汉书解诂》云：“奄蔡，即阖苏也。”则隋代里海地区的铁勒部落何嵯，很可能是汉魏时代位于“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并“临大泽无崖”的奄蔡的后裔或其名号继承者。

也未，《切韵》作ia-mjwei，就其语音而言，可以对应于“严”字。因为“严”的上古音作ngim；而上古时期的字首软腭鼻音ng-后来逐步演变成了y-，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亦即是说，ng-与y-是相通的。蒲立本认为，汉朝时期，由于汉语中的半元音y-尚未演进成，所以用软腭鼻音ng-来翻译非汉语的腭连续音y-，因为二者的发音最为接近^[23]。至于“未”字，则也可如现代汉语中的“姆”字一样，来对译西文中的m。因此，推测“也未”与“严国”有着一定的承袭关系，并非没有理由。

索咽，《切韵》作sak-ien；粟弋的上古音作siwk-d'i k，中古音作siwok-i k。可知这两个名号的第一个字相当确切地吻合；至于第二个字，也只是略有转讹，因为“弋”字的中古音即演进成以i-作为字首音了。这样。“粟弋”一名也在里海地区找到了其称号的继承者。

《后汉书·西域传》中处于同一地域内的奄蔡、严国、粟弋，都在后世里海地区的铁勒诸部中找到了其称号的对应者，显然不可能完全出于偶然。所以，合理的结论应该是：汉魏时代的“粟弋”，是与奄蔡、严国同样地位于里海北部的一个政权，它与索格底亚那的“粟特”迥然有别。

【注释】

[1]有关粟弋与粟特的地域之辨，可参看笔者旧文《粟弋地望考》，载《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95—100页。

[2]“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见《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康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848页。

[3]（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窣利地区总述》，章巽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页。

[4]Transoxiana，即西方人所指的阿姆河以北地区。有的学者认为相当于索格底亚那，但通常说来，其范围较大，大致包括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所有地区。

[5]在此有关嚈哒之族源及其进入索格底亚那的年代，均据自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1、31页等），这有异于国外其他诸学者的说法。

[6]《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6317页。

[7]在此有关突厥时期之前的粟特政治简史，主要参考B.Gharib，Sogdian Dictionary（Sogdian-Persian-English），pp.xiii-xviii，Tehran，1995；Ehsan 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umn 3（I），Chapter 6（by E.V.Emmeri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8]自阿拉伯时期至蒙古征服时期的粟特政治简史，主要参考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44—252、312—316、350—354、386、394、424—436页。

[9]《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域传·栗（粟）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2922页。

[10]《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西戎传·康居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544页。

[11]《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西戎五·粟弋传》，浙江古籍出版社据《万有文库》影印版，2000年，第1043页上。

[12]《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粟特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270页。

[13]在此所引张骞通西域的情况均见《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687—2698页。

[14]说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37—265页。

[15]例如，岑仲勉认为《史记·大宛列传》关于大宛葡萄酒以及《隋书·康国传》关于康国（即撒马尔罕周近地区）葡萄酒的描写等同于《后汉书·粟弋传》的描写，所以“粟弋、粟特之即Soghd，决无疑议”（氏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272—273页）。肖之兴也认为，《后汉书·粟弋传》的这段记载“正是对于泽拉夫善河流域的描绘”（见氏著《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载林斡编《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页）。

[16]下文关于可萨汗国物产的资料均来自当时的穆斯林史家，转引自D.M.Dunlop，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pp.224-228，Princeton，1954。下面不再逐一注明出处。

[17]George Vernadsky，The Origins of Russia，p.73，Oxford，1959.

[18]《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西戎传·康居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544页。

[19]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第135页，注1。

[20]说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上册，第251页。

[21]说见杨宪益《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第252页。

[22]关于《隋书》铁勒诸部的句读与比定，历来异说甚多。我对此有新的考证（见拙文《铁勒部落新考》，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本文的句读从此考证。

[23]E.G.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Part I，p.93，Asia Major，8，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