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号和地域范围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粟特人的大概情况。《魏书·西域传》提到一个“粟特国”，说它在“葱岭之西”，并谓其国商人先前多至中国的凉州经商；该国国王还曾向北魏政权赎还被掳的臣民云云。这一“粟特”遂被现代的中国学者用作为西文地名Soghd（Sughd）的汉译名，“粟特人”也就成为该地原居民（Sogdians）的汉文专称了。

在古代的西方文献中，类似于Soghd之音的名称为数颇多，如古波斯文作Sugda或Suguda，《阿维斯陀经》作Suγδa和Suχδa，希腊人称其地为Sogdiana，在粟特文文献中，其名则作Swγδ、Suγδ、Sγwδ、Sγuδ等。在古代的汉文文献中，该地也有许多异名，如《魏略·西戎传》作“属繇”，《大唐西域记》作“窣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速利”，《梵语千字文》作“孙邻”，《梵语杂名》作“苏哩”，如此等等。

众多的东西方文献都提到了名为“粟特”的地区，“粟特人”也曾经见于亚欧大陆上的许多地方，显然，这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民族。但是，这个曾经至少在千年之内频繁活动于亚欧大陆上的粟特人，却并不是一个人数众多、辖地辽阔的强大民族；与之相反，就其人数和原居地的辖境而言，恐怕只可称为“弱小民族”或“弱小政权”。

先看粟特的大致地域范围。“粟特”曾经作为政权或行政区划而存在过，其确切的辖境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但是约略的范围却不大。今日所见提及该地的最早史料，乃是贝希斯顿（Behistun）与纳克西鲁斯坦（Nakš-i Rustam）的古波斯文碑铭，然而遗憾的是，两处碑铭均未指出其具体的地理方位。在此后的年代里，希腊学者们在著述中提到了粟特人及其居地，但是他们也未清晰地标出粟特地区的边界线，只是大体上将它置于今天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当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粟特”的地理范围才更为明确：用以指称位于泽拉夫善河（Zarafshan）下游流域的一块地区。

从阿拉伯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粟特”也是处于泽拉夫善河下游流域的一小块地区，通常包括今天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两个城市（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多数作者均将撒马尔罕视作粟特的首府，但是雅库比（Ya'qūbī）则谓撒马尔罕以南约五十公里处的基什（Kish，Kass）是其都城。伊斯塔赫里（Istakhri）笔下的“粟特”范围很小，连布哈拉、基什和纳萨夫（Nasaf，即汉文古籍中“那识波”或“那色波”）等城市都被排除在外。马苏迪（Mas'ūdī）则更进一步，认为“粟特”只是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的地区，因此将这两大城市都排除在“粟特”的范围之外。在诸多阿拉伯地理学者中，只有雅库特（Yāqūt）将粟特分成了两个地区：“撒马尔罕粟特”和“布哈拉粟特”。总而言之，阿拉伯人都认为“粟特”乃是一块很小的地区。

相比之下，汉文资料中的“粟特”范围则比较大。隋唐时代的“康国”（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一个地区），被公认为是无可争议的“粟特”地区。《隋书·西域传》在叙述该国的源流时称，其国王本姓温，早先曾经居住在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击而西迁，遂度越葱岭（大致相当于今帕米尔高原）而定居下来。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国附近建立政权，为了表示对其源流的纪念，各国都以“昭武”为姓^[2]。

若按此说，则康国左右以“昭武”为姓的各国，都应该与康国同种，易言之，由于康国人是确凿无疑的“粟特人”，故其他昭武诸国亦当为粟特人。那么，有哪些政权属于“昭武诸姓”呢？据《隋书·西域传》，康国、安国、鏺汗国、米国、史国、何国、乌那曷国、穆国和漕国均属“王姓昭武”的国家。而按《新唐书·西域传下》，则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戊地国、史国及东安国属于昭武诸国。若将两书罗列的“昭武国”合并起来，则我们可以发现共有十四个政权均称“昭武”，即：康、安、鏺汗、米、史、何、乌那曷、穆、漕、曹、石、火寻、戊地、东安。所以，即使《新唐书》使用了“九姓昭武”的专名，也不过约略言之，并不是指隋唐时期的中亚真的只有九个政权的王族姓昭武。

根据历年来中外学者的考证，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昭武诸姓的城邦国家的大致地理方位，例如，康国以今撒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安国以今布哈拉（Bokhara）为中心，二者都在泽拉夫善河流域。鏺汗即是Ferghana的音译名，亦即今费尔干纳盆地，地处锡尔河上游流域，如今分属于乌兹别克共和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米国即是《大唐西域记》所载的“弭秣贺”（Māymurgh），在康国的东南方（实际上位于撒马尔罕的西南方），唐时期周围四五百里。石国即是《魏书·西域传》中的“者舌”、《大唐西域记》中的“赭时”，以及《新唐书》中的“柘支”等，波斯语“Chach”、粟特语“C'c”的音译，义为“石”，相当于今塔什干及其周近地区，位于锡尔河北，今分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火寻国即是《大唐西域记》中的“货利习弥”（Khwarizm），位于阿姆河下游的两岸地区，今分属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此外，尚有谓穆国即今马里（Merv，在今土库曼斯坦），乌那曷即巴里黑（Balkh，在今阿富汗）者，两地均在阿姆河以南。虽然最后二说未必确切，但是总体看来，昭武诸国的分布已经远远超出泽拉夫善河流域，甚至北逾锡尔河，南越阿姆河了。因此，若将“昭武九姓”诸国等同于“粟特”，则汉文古籍所载之“粟特”的范围远胜于西方史料中的Sughd。

然而，依玄奘所言，粟特的范围还不止于此。《大唐西域记》载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3]这里所谓的“窣利”，当是粟特语“Sγwlyk”的音译名，而“粟特”则是“Sγwδyk”的汉文音译名，二者所指完全相同。之所以有“l”和“δ”的区别，乃是因为早期粟特语中的“δ”在晚期方言中读成了“l”。所以，“窣利”等同于“粟特”。“素叶水城”即是汉文史料中常见的“碎叶城”，其地在今伊塞克湖西岸的托克玛克附近；而“羯霜那国”则是今撒马尔罕以南七十五公里处的沙赫里夏勃兹（Shahr-i-sebz），或谓亦即昭武诸姓中的史国。

按玄奘此说，则“粟特”的范围北起伊塞克湖畔与楚河流域（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北部），南抵阿姆河北岸（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南部），亦即是说，除了泽拉夫善河流域之外，更要添上锡尔河北的一大块地区。玄奘为什么将粟特地区说得如此之大？这恐怕与当时的实际环境有关：在玄奘时代（公元7世纪上半叶），粟特人向外发展的活动正处于繁荣时期，他们在锡尔河北建立了许多移民地，以至于使得玄奘认为那里即是粟特人故乡了。

总的说来，根据中外史料，我们将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块地区以及锡尔河北的塔什干周近地区纳入“粟特”的范围内，大致是比较合理的。这块地区并不大，与粟特人在亚欧大陆上广泛而积极的活动相比，恐怕只可称“弹丸之地”。然而，正是由于它处在古代各大文明区域相互交通的要道上，从而其居民得以兼收并蓄了各种悠久文明，并将它们进一步传播到其他地区，遂使粟特人本身成为了古代独特的文明中介者。

2.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古代世界的大部分文明中心都位于欧亚大陆上。亚洲东部是中国，早在公元前1千纪上半叶，便与域外有了较多的接触，自从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建立之后，中国人与西方各地的交流往来更是日见频繁。位于南亚的是印度，它与西亚及欧洲的交往更早，雅利安人大规模入主印度的事件早在公元前2千纪就已发生。希腊-罗马文明位于地中海地区，西亚的两河流域则始终是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粟特位于中亚，正在这些古代文明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上。

如果说，撒马尔罕是整个粟特的中心，或是主要中心之一，那么，从它的地理位置上便能大体推知粟特地区在古代东西方交通中的重要性。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势必涉及“丝绸之路”。前文已经指出，按现代学界的概念，“丝绸之路”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以至遍布亚、欧、非三大洲。通常，它被分成“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而陆上丝绸之路又可分为“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两大干线，分别主要穿越游牧人的大草原地区和定居者的绿洲地区。我们则可以看到，无论对“草原之路”来说还是对“绿洲之路”来说，粟特人的原居地粟特地区（Sogdiana，“索格底亚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绿洲之路”的主要路线是：沿着黄河流域向西，在河西走廊尽头处分成数道；一道经塔里木盆地北缘，在今喀什之西越过帕米尔高原，再经过费尔干纳盆地（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和撒马尔罕周近地区西行；一道则经塔里木盆地南缘，在今莎车以西越过帕米尔高原，又经阿姆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在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与前一道汇合，然后西经里海东南沿岸，相继穿越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诸国，直抵地中海东北角的安塔基亚（今属土耳其），由此再转地中海沿岸各地；第三道自河西走廊折向西北，经过今哈密而进入天山北麓，与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草原之路”衔接。

“草原之路”的轮廓远不及“绿洲之路”那样清晰，因为它们主要穿越广阔得多和“野蛮”得多的大草原地区，难得引起古代各大文明中心的史家的注意，从而留下的有关文字记载十分鲜少，而其土著居民又因为文化比较落后，也几无文字遗产可供后人研究。不过，现代学者仍能根据少量的古代文字资料及若干考古发现，推测出“草原之路”的大致情况，知道这类交通道的特点是分布极广，支线极多。例如，与“绿洲之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条“草原之路”大动脉的概况如次：从中原地区分成数路向北进入蒙古高原，抵达今鄂尔浑河流域、贝加尔湖沿岸诸地；向西或可循今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森林地带直抵东欧，亦可度越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向南折入天山以北的草原；西经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诸河流域，抵咸海北岸；再西至乌拉尔河、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前赴里海、亚速海及黑海的北岸地区；更往西去，可抵第聂伯河流域、维斯杜拉河流域，乃至多瑙河流域等地。

“绿洲之路”与“草原之路”都有许多蜘蛛网般的支线，例如，“绿洲之路”在阿姆河上游地区有折向南方的通道，抵达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境内，并在南亚的印度洋沿岸与“海上丝绸之路”汇合。而“草原之路”则沿着鄂尔齐斯河岸向北，有通往鄂木斯克等地的支线；锡尔河沿岸有东南至费尔干纳盆地、南至索格底亚那的支线；伏尔加河下游有北通卡马河流域、南达高加索地区的支线。如此等等，为数甚多。

以撒马尔罕为例，从那里向东，经过乌拉秋别，穿越费尔干纳盆地的诸城，翻过帕米尔高原，便可抵达今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端的喀什，由此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通道（亦即天山南麓的通道），经阿克苏、库车、焉耆、哈密等地，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再至中原地区。这条路线相当于隋代裴矩所撰《西域图记》（《隋书·裴矩传》有摘录）中所谓的“中道”。十分清楚，由喀什向南，与经由塔里木盆地南缘且末、于阗等地，并直接进入阿富汗的“南道”紧密相连；此外，天山沿线有不少山口，可供人们轻易地从天山南麓的“中道”转换到北麓的“北道”。

从撒马尔罕往北，渡过锡尔河，可以抵达塔什干、江布尔等地。江布尔位于塔拉斯河畔，是古代呾逻斯城的遗址所在地，而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言，呾逻斯城内“诸国商胡杂居”，是个十分繁荣的商业要地。拜占庭史家弥南则载云，公元568年，拜占庭使臣蔡马库斯曾东使突厥，返国途中在呾逻斯城会见了当时西部突厥的大首领室点密可汗。足见呾逻斯颇具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可能是裴矩《西域图记》所载横贯亚洲大陆北方的“北道”上的一个重要站点。由此往东可至碎叶城（即素叶水城）及其周近的楚河流域，并抵伊塞克湖南岸，再赴东方则可经天山南道和天山北道而达中原地区。由此往西，则循咸海、里海北岸，可达南俄及小亚细亚。

在撒马尔罕之西，同样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几乎与撒马尔罕齐名的另一个中亚绿洲大城，乃是布哈拉。由布哈拉赴西南，渡过阿姆河，经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马里城，再以西南偏西的方向横越伊朗北部，过达姆甘、哈马丹等地，抵达今伊拉克的都城巴格达地区，由此并可通往叙利亚及今土耳其南部的港口城市安塔基亚。

从撒马尔罕往南，渡过阿姆河后，便进入今阿富汗境内。经马扎里沙里夫、巴格兰等地后，越过兴都库什山，可至喀布尔，由此再往南去，可抵达今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流域的各地，若再赴东南方，则可抵今印度各地，并在印度洋沿岸与“海上丝绸之路”汇合。(www.daowen.com)

从以上的概述不难看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地区虽然占地不广，但说它是古代亚欧大陆上交通道的中枢之一，却一点也不过分。姑不论最著名的“绿洲之路”横贯撒马尔罕地区，最重要的“草原之路”之一也在该地区的北部通过。此外，来自东方的中国文明与来自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也主要通过粟特及其周近地区而向南输入印度；反之，古老的印度文明在传播至欧洲、西亚、东亚，乃至北亚的过程中，同样主要经过粟特地区，由它“中转”。

正是由于粟特地区如此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及其居民在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粟特人流向世界各地，积极参与到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中，留下了令人注目的业绩，成为世界古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小民族。

3.历史沿革简述

粟特人属于伊兰族中的东支，有时也被称为“中亚伊兰人”，所以就大族而言，应该归入印欧人种。其状貌特征是高鼻深目、碧眼金髯。在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前550—330）时期，粟特人似乎是一个单独的人种群体，至少在语言方面是这样，然而在政治方面，则可能隶属于波斯帝国。大流士（Darius，约前522—前486在位）和薛西斯（Xerxes，约前486—前465在位）经常提到波斯帝国的督区之一Sug（u）da（粟特），它与Bāxtriš（巴克特里亚）、Uvārazmiš（花拉子模）和Haravia（阿里亚）同时被提及，他们都是相互接近的地区。波斯帝国之冬都苏萨（Susa）的王宫碑铭称：“宝石，如天青石和光玉髓等被运抵此间，它们都来自索格底亚那。”

公元前4世纪，随着波斯帝国的崩溃，伊兰诸族的政治统一体也因此瓦解，粟特人开始享有了较大自主权。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不久，便夺取了粟特人的都城马拉坎达（Marakanda，即撒马尔罕）。然而，粟特人并未驯服地接受希腊统治者，他们进行了相当坚决的抵抗。亚历山大任命的治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总督克利塔斯（Clitus）向亚历山大抱怨道：“你命我去治理索格底亚那，但那里却不时造反，他们不仅桀骜不驯，并且简直无法征服。我被送到了野兽之中，他们有着无可改变的鲁莽性格。”

相当数量的粟特人被迫迁居他方，留在故乡的那些粟特人则始终未让外来侵略者舒舒服服地统治过。亚历山大死后，有过几任兼管巴克特里亚与索格底亚那的希腊人总督，但是他们可能并未获得整个索格底亚那，而只维持着对阿姆河右岸之地的控制权。随后的塞琉古王朝的情况与之相仿，索格底亚那的核心地区泽拉夫善河流域似乎一直处于塞琉古王朝的政治边界之外。

在此期间，粟特人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享有较大的自治权。然而，他们的独立性旋即受到了威胁。原居中国境内的游牧人大月氏在遭到强大的匈奴人的逼迫之后，逐步向西迁移，遂辗转来到锡尔河以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某时，大月氏人侵入了粟特人的国土。另一方面，粟特人还受到了中亚塞种群落的骚扰，而后者在人种及语言方面都与粟特人颇为接近。

大月氏在中亚站稳脚跟之后，中国西汉王朝的武帝出于对付匈奴的战略考虑，派遣张骞前赴西域，主要目的是争取匈奴的“宿敌”大月氏，与之结盟，共同夹击匈奴。张骞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了包括粟特在内的中亚各地，尽管最终未能说服大月氏与之合击匈奴，但是对于沟通中国官方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等方面的大规模交流，则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后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丝绸等物通过中亚的绿洲居民和北亚的游牧人，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而印度的佛教以及希腊、伊兰系的文化艺术也纷纷传入中国内地。粟特人在这些交流活动中则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大月氏统治时期之后，索格底亚那是否被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占领过，不得而知。然而以巴克特里亚为主要根据地的贵霜王朝，在其鼎盛时期却曾经向北越过阿姆河，有可能占领了粟特人的部分地区。我们有理由推测，贵霜人曾经控制过索格底亚那、费尔干纳谷地，甚至今天中国境内的喀什地区。然而，从贵霜王朝武功最盛的国王迦腻色迦（Kanishka，有关他的确切年代至今仍有争论，但是通常认为其执政期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之后到波斯萨珊王朝建立（225年）的这段时期内，粟特的政治史再度变得模糊不清。公元3世纪中叶，索格底亚那成为沙普尔一世统治下的萨珊波斯王朝的一个省份，这种状况可能一直维持到公元4世纪后期。

公元4世纪70年代，又一股游牧人入侵浪潮出现在“河外地区”（Transoxiana）^[4]，这便是嚈哒人（The Hephthalites）的入侵。嚈哒是个游牧部落，可能源出中国北方的乙弗鲜卑，它大约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初越过阿尔泰山，西徙索格底亚那，控制了泽拉夫善河流域。不过，当时它本身也不太强大，一度臣属于新兴的柔然游牧政权，直至5世纪20年代，嚈哒才强大到足以南渡阿姆河，进犯萨珊波斯王朝。^[5]因此，粟特地区起初虽然被嚈哒人占据，但是粟特人未必被嚈哒政权牢牢地控制。

6世纪50年代初，阿尔泰山南麓的一个突厥部族阿史那氏勃然兴起，它不仅摆脱了宗主柔然的羁缚，并且很快在亚洲腹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厥与萨珊波斯结盟，共同击灭嚈哒，瓜分了嚈哒的国土：阿姆河北之地属突厥，阿姆河南之地归波斯。于是，索格底亚那以及外阿姆河地区的其他许多地方都成了突厥汗国的一部分。

突厥汗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根据地，辖地空前广大，东起今中国的东北地区，西达咸海、里海地区，南方一线则自中国的黄河北界、塔里木盆地北缘一直延伸至外阿姆河地区。简言之，这一游牧大汗国基本上与中国、伊朗和拜占庭这样三大文明中心接界。在突厥人的治下，具有高度城市文明的那些粟特大城市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如嚈哒时期那样。粟特人并在突厥政权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突厥第一汗国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雄霸中亚，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粟特人的参与。

突厥第一汗国在建立后不久便分成东、西两部，相互之间的独立性较大。所谓的“东突厥汗国”在唐太宗继位数年后，即630年，便被唐军击灭；而将索格底亚那包括在势力范围之内的“西突厥汗国”，则苟延残喘至657年才被唐高宗最终击灭。唐高宗显庆四年（659）颁发诏令，“九月，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达、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百二十七”^[6]。石、米、史、安、曹等都是典型的“昭武诸姓”，故知是时粟特地区已被正式纳入唐政权的控制之下。然而，唐廷对于本土之外的各地，大体上都采取“羁縻”的治理方式，即只要求这些地区在名义上承认唐为中央政府，而实际上则可以享受很大的自治权。有鉴于此，粟特所谓的“归属于唐”，只是更加有利于粟特人与中国内地的和平交往，而丝毫没有被强制性地改变固有的民族文化^[7]。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极大变化。业已在伊朗建立穆斯林王朝的阿拉伯人进一步向东方发动征战，索格底亚那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之一。粟特人尽管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却仍然未能阻挡住阿拉伯大军的有力打击，712年，阿拉伯总督屈底波（Qutaiba）占领了撒马尔罕，此后还征服了锡尔河北的塔什干等地。阿拉伯人的做法迥异于唐政权，他们使用了强制手段推行“伊斯兰化”，索格底亚那原先的火神庙与佛寺都被摧毁，在此废墟上则建造起清真寺。人们被迫放弃传统的宗教信仰，改宗伊斯兰教，若有违抗，就可能遭受肉体伤害和经济损失。粟特人的传统文化在其本土开始消失。

公元9世纪下半叶，源出波斯萨珊王朝贵族的萨曼家族在中亚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终于由纳斯尔（Nasr）在874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以撒马尔罕为首府，并发行自己的银币。在此情况下，伊朗的阿拔斯王朝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任命纳斯尔为河外地区的总督，治理阿姆河以北的所有领地。纳斯尔的后任伊斯迈尔（Ismail）则定都布哈拉。至10世纪上半叶，萨曼王朝的国势臻于鼎盛，国内经济繁荣，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大城成为著名的文化和学术名城。在此期间，伊兰系的古代文化有所复兴。至999年，萨曼王朝被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所灭，领土亦被这二者瓜分。

喀喇汗王朝由萨曼王朝以东的今中国新疆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族建立，他们对索格底亚那的控制，从此结束了伊兰语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此之前，当地虽然也曾不断遭受外族的控制，但是其固有的民族、语言、宗教等状况并未被彻底改变，有时还能得到相当自由的发展（例如在唐朝“羁縻”时期）。而喀喇汗朝的突厥统治者们则不但完全驱除了索格底亚那伊兰族的政治势力，并且在语言、宗教乃至民族方面也使之“突厥化”，伊斯兰教主宰了当地。不愿被同化的粟特人进一步外流，以致最终粟特语只残存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

喀喇汗王朝在索格底亚那的统治经过一百多年后，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契丹人的挑战：中原北方辽政权的王族成员耶律大石，由于不满于天祚帝耶律延禧的作为，于1124年愤而西走。他率部经蒙古高原西迁，相继抵达乞儿吉思、回鹘以及七河等地区，约在1134年，他征服了喀喇汗王朝东支所拥有的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1141年，他又乘索格底亚那内乱之机，率军南下，击溃了前来支援喀喇汗统治者的塞尔柱军队，占领了该地区。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这一中亚政权被中国史乘称为“西辽”，盖因源出辽国之故。

西辽尽管征服了索格底亚那，但是并不直接干预当地的行政事务，而只是主要派遣“少监”和“监国”对征服地区征收贡赋。西辽的君主号称“葛尔罕”，通常只要被征服者承认“葛尔罕”的最高主权，并交纳少量贡赋，便能相安无事。因此，索格底亚那的喀喇汗朝政权仍能以西辽之附庸的名义维持下去。

13世纪初，西辽政权趋于衰落，而以阿姆河下游地区为核心的花拉子模则日益强大，花拉子模沙摩诃末不愿再臣服于葛尔罕，便想方设法脱离西辽的控制和扩张自己的势力。大约1209—1210年，撒马尔罕的喀喇汗朝君主斡思蛮汗抗议葛尔罕的宗主地位，反而向花拉子模称臣，于是葛尔罕派兵镇压，但因东部作乱而撤回讨伐大军。摩诃末遂乘此机会进军撒马尔罕，令斡思蛮汗俯首称臣，并与之合军，在塔拉斯击败西辽，迫使其势力退出粟特地区，自己则取而代之。

于是，便形成了花拉子模与方兴未艾的蒙古势力直接对抗的局面。蒙古与花拉子模有过好几次通商兼外交的往来，最后一次是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了一个商队前赴花拉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刺（Otrar，在今锡尔河右岸的阿雷斯河口附近），成员多达四百五十人。然而，摩诃末竟将他们全部处死，没收所有财物，借口是商队中的一个印度商人冒犯了他。这一愚蠢的行为导致了花拉子模王朝的覆灭。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抵达讹答刺，分成数路进击花拉子模的领地，成吉思汗与其幼子拖雷进军索格底亚那的核心地区。1220年的2月与3月，成吉思汗相继攻克布哈拉与撒马尔罕，摩诃末随即逃亡，同年死在里海东南部的一个岛上^[8]。

大体上说来，自从阿拉伯人征服索格底亚那之后，“粟特”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式微，粟特人的传统特征在其本土已经有所改变。嗣后，这一情况越演越烈，到蒙古征服中亚之后，粟特语、拜火教、摩尼教等体现粟特人传统特色的文化已不复存在于索格底亚那。因此，其后该地区的历史已与本书谈论的“粟特”无关。而粟特人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实际上也以五代以前最为频繁；由于宋王朝（尤其是南宋）与西域的交往甚少，故在此期间恐怕只是少量粟特移民或其后裔活动于中国境内。由此可知，无论就粟特本土及本民族的发展状况而言，还是就中原王朝的形势而言，粟特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基本上截止于五代和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