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那突厥人的文化中不仅包括了里海地区诸族文化的成分，也包括了其他遥远地区的文化成分。例如，拜占庭使臣蔡马库斯见到突厥可汗室点密的镀金宝座是由四只金孔雀支撑着的；而这恐怕借鉴自印度文化：在印度神话中，孔雀乃是湿婆之子战神提凯耶的坐骑。又，阿史那人常用的官号“叶护”被认为源自贵霜语、塞迦语yavuga＜yam（义为指挥、领导）或者吐火罗语；“设”被认为源自波斯语šah或者粟特语xšyd。又，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之一“室点密”（Istemi）被认为来自赫梯的太阳神名Istanu。为什么如此纷杂的文化成分会融合在一起？恐怕只有用阿史那人曾于“史前”阶段生活在里海地区的假设才能合理解释这一现象：里海地区正是古代欧亚大陆上东、西、南、北诸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频繁交往接触的聚集地和往返要道，这使那里的居民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各种文化成分。

伏尔加河在各方的沟通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向西，伏尔加河经由它与顿河-德涅茨河水陆网络间的交通道抵达基辅；继而经由斯拉夫人居地至日耳曼各国的陆道与西欧相连；并经第聂伯河-黑海通道（即著名的“从瓦兰吉亚到希腊之路”）与拜占庭沟通。向北，伏尔加河分别通过德维纳河与苏霍纳河将盛产琥珀的白海和别洛耶湖地区纳入其贸易体系。琥珀经由这一体系运至地中海地区高价出售。向南，船舶自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进入里海，上岸停靠，取道波斯，直至两河流域。向东，伏尔加河则经由陆道和卡马河，通往乌拉尔河、乌拉尔山、西伯利亚以及花拉子模等地。花拉子模是这条长链上极为重要的一环，它将来自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原材料运往呼罗珊以及两河流域，接着又将那里的制成品转运至里海，再散布到伏尔加河流域。

阿拉伯地理学者胡尔达比记云：“犹太商人的通道称为Rādhānīyah。他们操阿拉伯语、波斯语、希腊语、法兰克语、安达罗西语和斯拉夫语。他们经由陆海两路从东至西，从西至东地旅行。……他们沿西海（即地中海——引者）的法兰克领地以及法拉玛（地中海沿岸的埃及东北部——引者）装船，在此将货物装上驮畜，前赴库尔祖姆（红海西北岸，今苏伊士附近——引者）。……然后在东海（指红海——引者）装船，从库尔祖姆发往贾尔和吉达。此后，他们去信德、印度以及中国。……有时候，他们选择拜占庭那一边的路线，经斯拉夫人之地，到达可萨人的城市汗里赫；然后渡越里海，前赴巴里黑与河中地区，再去托古斯·乌古斯，再去中国……”^[54]犹太人早就以善于经商名闻遐迩，所以尽管此文撰于9世纪中叶，但是仍可从中推知里海地区在阿史那突厥人的“史前”时期也已四通八达，是整个亚欧大陆交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ww.daowen.com)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阿史那突厥人源于“西海之西”的传说、阿史那人与里海地区诸族在文化上的极端相似性，以及阿史那人文化的多样性（除固有的游牧文化成分外，还包括闪、伊兰、印度等族的成分）等现象都将阿史那突厥人的“史前”居地指向里海的西岸和北岸地区，亦即北高加索山地区和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只有该地区在古代世界交通中的关键角色才足以合理地解释阿史那突厥人文化中的诸现象。所以，我认为阿史那突厥人的“史前”居地在里海之西侧和北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