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萨人（汉文史料或称曷萨、阿萨，西方史料多称Khazar）活动在里海地区，他们的政权于公元6世纪下半叶以西突厥附庸的身份出现；当7世纪后期西突厥衰败后，可萨汗国便成为该地区的强大势力。阿史那人与可萨人在政治制度方面十分相似，其中之一便是可汗的就职仪式。

《周书·突厥传》载云：“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氈，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阿拉伯作家伊斯坦赫里则谈及可萨可汗的授职仪式：“当他们要任命一位可汗时，就用丝绸将他绞得几乎窒息，然后问他：‘你希望在位多久？’他答称若干年。于是，他在此期限之前去世，是为吉祥之兆；反之，当年限一到，人们便杀死他。”^[32]二者都是用“丝绸”将君主绞得接近昏迷时才问他将在位多久，显然都相信此时答话的是附在他身上的神灵。此外，汉籍既然说“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则暗示了届时也会采取强制手段（很可能也是处死的方式）使得可汗之言“应验”。

这种可汗授职仪式固然颇具迷信色彩，但实际上不无现实意义。伊本·法德兰记云：“他们的在位期为四十年，如果君主（的统治）超过了哪怕一天，其子民和朝臣就会处死他，说他的理智业已丧失，智力已变得混乱不堪。”^[33]麦素迪将处死可汗的原因说得更清楚：“当可萨人遭到饥荒或其他灾祸时，当战争前景不利或者某个民族声称与之为敌时，当任何不幸降临时，人民与贵族就冲向君主，说道：‘这个可汗的统治只预示着灾难，对我们来说并非好兆。处死他，或者把他交给我们，让我们来杀死他。’君主有时候任由他们杀死自己，有时候自裁而亡，有时候则为博取怜悯而申辩道，他并未犯有足以受到惩罚的任何罪行。”^[34]显然，可萨人在可汗在位期限未满或已满之际杀死他的习俗有助于为本政权选择一个拥有足够的体力、智力和治理才能的统治者。

见于《隋书·长孙晟传》和《隋书·突厥传》的两条记载似乎也体现了这样的习俗和用意。前者云，长孙晟派遣降虏探察雍虞闾（都蓝）可汗的内情，“知其牙内屡有灾变，夜见赤虹，光照数百里，天狗陨，血雨三日，流星坠其营内，有声如雷”。此事在隋廷封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可汗（按《通鉴》，时在十月甲子）之前不久。而十二月乙未（亦按《通鉴》），都蓝可汗即“为其部下所杀”。可汗之被杀上距种种天灾之出现仅为两个多月。又，《隋书·突厥传》谓沙钵略的“牙帐为火所烧，沙钵略恶之，月余而卒”。按《通鉴》，两事均在四月，则可汗之卒与灾异之现相隔不足一月。两位可汗的死与自然界的灾变究竟是什么关系？汉文史料似乎只暗示了预兆和注定结果之间的关系，即旨在揭示“冥冥之中”的一股巨大威力。这当然不可信，而比较合理的解释恐怕即是：可汗的臣民们深信这是一种预兆，从而采取行动，结束了可汗的统治。不如此解释，就难以理解为何两位可汗都在灾异后迅速死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阿史那人与可萨人在对待可汗在位期的问题上有着类似的信仰。(www.daowen.com)

要使阿史那与可萨的文化类似性成为阿史那人“史前”曾居里海地区的佐证，还必须以可萨人在此时期已经居于里海地区为先决条件，否则便只能说是阿史那人建立汗国后西向扩展，才向可萨人传播了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有相当的把握认为，尽管可萨人建立强大政权的时间较晚（在阿史那突厥的勃兴之后），但其活动于里海地区则是很早的事情。据亚美尼亚史料记载，可萨人曾于公元4世纪侵入外高加索地区^[35]。而阿拉伯史料也提及，可萨人曾与萨珊波斯的君主库巴德（486—531年）发生过战争^[36]。现代学者中也不乏持“可萨早已活动于里海地区”观点的人。例如，阿塔莫诺夫认为，公元5、6世纪期间，北高加索山地区的各种原居民（萨尔马提安人、匈-布加尔人以及乌格里安人等）混合成的新部落之一便称为“可萨”，它与其他土著部落一起在570年左右承认了突厥的宗主权。可萨人逐渐与突厥人混合，并在北高加索的突厥人脱离突厥斯坦主体政权之前就已成了北高加索山政权的中坚，旋即建立了可萨汗国^[37]。邓洛普则说，人们声称可萨人最初出现在萨珊君主库巴德（486—531年）和阿努细汪（531—579年）的在位期间，决不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因为有日益增多的，而且是越来越可靠的资料表明，他们确已在此期间登场^[38]。

鉴于可萨人早在阿史那人建立汗国，西向扩展之前就已频繁地活动于里海西岸地区，因而可以认为，阿史那人与他们在文化上的相似性表明了阿史那突厥在其“史前”阶段也曾居住于里海西岸的北高加索山地区或其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