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降，中国臣民称呼中原帝君为“大家”的例子似乎多见起来。《青琐高议》载云，杨素不听隋文帝临终之言，在文帝驾崩后矫诏而立炀帝。当日回家之后，对家里人说道：“小儿子吾已提起，交作大家，即不知了当得否？”^[20]显然是将皇帝称作“大家”。

《旧唐书》载云，吐蕃遣论弥萨等为使，前来中原求和，武则天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中国的音乐款待之，吐蕃使臣大悦，遂拜谢道：“臣自归投圣朝，前后礼数优渥，以得亲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21]由此可知，“大家”不仅为中国皇帝之称，并且不是俗称，而是相当尊敬的称号，否则吐蕃使者也不可能在拜谢武则天时当面如此称呼。

《唐语林》载云，唐玄宗与众人一起打波罗球时，荣王从马上摔下来，昏厥过去。于是黄幡绰奏道：“大家年几不为小，圣体又重，倘马力既极，以至颠踬，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婿等与诸色人为之？如人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22]在此也是当着帝君之面称“大家”，犹如尊称“陛下”一般。

但是，“大家”与“陛下”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只是他人对帝君的尊称，皇帝不能以此自称，而前者却可作自称。《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二》载云，唐昭宗将朱全忠召到寝殿，晋见何皇后，面赐酒器与衣物。何皇后对朱全忠说道：“此后大家夫妇委身于全忠矣。”随即欷歔泣下。

五代时期也屡见“大家”之称，兹不赘述。与“大家”具有同样含义，并亦流行于当时的另一称号，则是“宅家”。黄朝英《靖康湘素杂记》引宋子京《春词》云：“新年十日逢春日，紫禁千觞献寿觞。寰海欢心共萌达，宅家庆祚与天长。”此诗歌功颂德，故“宅家”一名显然也是尊称。而此称似乎在唐代最为盛行，《通鉴·唐纪八十·昭宗天佑元年》胡注云：“唐时宫中率呼天子为‘宅家’。”

为何称天子为“宅家”？唐李匡乂《资暇集》解释道：“郡县主，宫禁呼为‘宅家子’。盖以至尊以天下为宅，四海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犹‘陛下’之义。”^[23]李氏的解释未免有附会之嫌；但是下文谓“宅家”乃是“大家”急呼而导致的音讹，却不无道理。盖因“宅”字的中古音作dák。，“大”字的中古音作d’â。，二音相差不多，确易转讹。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大家”“宅家”恐怕均无汉文含义了，而很可能是非汉语的音译名。

汉唐期间，中国与域外的交往甚多，各方在语言方面的相互借鉴也很流行，这类例子不可胜数。所以，汉语词汇既会被域外人借用（如上文所说的“大汉”），域外的非汉语词汇也会被中国人所吸收。我认为，“大家”或“宅家”便是“进口”词汇之一，而实际上，它们却是某种形式的“返销”。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面的分析。

“大汉”作为“中国”的专称，已被中亚人广泛采用，并融入了他们的日常词汇中，成了其语言的一部分。而当他们指称中国皇帝时，便名之曰“Qaγan”，直译的话，即是“大汉可汗”。像这样的称呼，古突厥碑铭中不时见到，足见相当普遍。阿尔泰族系的游牧人多以Qaγan称呼自己的君主，故以此转指中国的“皇帝”，也十分正常。上文业已指出，-是名词后缀，因此“大汉”有时也应该呈“Tabγa”的形式。那么，若与“可汗”（Qaγan）连读，则Tab-之后连续三个喉音音节便极易合而为一，遂与古音作。ka的“家”字发音接近。这样，也就产生了汉语中的“大家”“宅家”。就隋唐时期称频称帝君为“大家”“宅家”这一现象来看，也与当时中国与中亚游牧人之交往特别频繁的大背景吻合，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样的比定。

顺便提及，有的学者将汉代以降称呼皇帝的“国家”“官家”等视作中亚人Qaγan一名的译音，我认为也不无可能，不过在此不再深入讨论。

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古代域外人指称“中国”的一名，最初源自中原强大而持久的王朝“大汉”的尊称；此名嗣后又与Qaγan连用而意指“中国皇帝”，汉人遂采纳了这个“返销”的词汇，读作与之音近的“大家”或“宅家”。从“大汉”的“输出”到“大家”或“宅家”的“返销”，乃是古代中国与域外诸族——主要是中央欧亚的游牧人——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注释】

[1]语见（元）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丛书集成新编》第九十七册《史地类》，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17页下。

[2]与“桃花石”等名相关的考证和论述，可参看笔者旧文《语源新考》，载《学术集林》第10卷，第252—267页。

[3]此据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I，pp.29-32所录原始资料概述；Revised by H.Cordier，4 Vols，London，1915。

[4]阿史那氏突厥于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后，旋即在中亚建立强大游牧汗国，与北周、北齐、隋、唐等中原政权均曾发生过密切的交往。百年之后，虽然亡于唐太宗与唐高宗时期，但是三十年后又在漠北得以复兴，建立史称的“突厥第二汗国”。该汗国的几位首领在8世纪上半叶设立的墓碑（位于今蒙古境内的鄂尔浑河流域）用古突厥文书写，碑铭简称为《暾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迄今犹存。

[5]引文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0、278页。

[6]关于喀拉汗朝的钱币及其Tabghāj称号问题，见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115页。

[7]（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二上《西域补传上》：“多桑书，字音如曰‘唐喀氏’，义不可解。其所谓‘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游记》，有谓汉人为桃花石一语，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贺氏’也。蒙古称中国为契丹，今俄罗斯人尚然。……是知契丹盛时，仍沿大贺氏之旧称，故邻国亦以氏称之。”载《丛书集成初编》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3页。(www.daowen.com)

[8]此文后收载在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046—1059页。

[9]此文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四期，1944年4月。

[10]章巽《桃花石和回纥国》，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后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

[1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本，中华书局，1977年）第一册第90页仅在注内提及：“吾谓陶格司恐为大汉二字之转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Daigan）。”惜未展开。

[12]例如，韩儒林所译《阙特勤碑》（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六卷第六期，1935年8月）南面第四行、第五行有“朕治此地，与唐家民族订立条约。出产无量金银粟丝之唐家，言语阿誉，复多财物”等语，此“唐家”即是古突厥文中的。岑仲勉所译《暾欲谷碑》（见氏著《突厥集史》下册）第一碑西面第二行则有“彼等既脱离唐廷，自有一汗矣。奈彼等又废其汗而再降于唐”之语，其中的“唐廷”或者“唐”，当然也是译自。这类例子甚多，不再赘述。

[13]《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所附其子《郑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1225页。

[14]《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所附其曾孙《窦宪传》，第815页。

[15]《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780页。

[16]此据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此据沈兼士《广韵声系》，中华书局，1985年。

[18]关于突厥与拜占庭交往的情况，同时代的拜占庭史家弥南记载较详，可参看C.Müller，Fragmenta Historicorm Graecorum，Paris，1851，Unveranderer Nachdruck，Frankfurt，1975，vol.IV，Menandri Protectoris Fragmenta.

[19]关于名词后缀-的语法功能及其例句，见Tala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p.104，256，292，The Hague，1968.

[20]（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7页。

[21]《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226页。

[22]（宋）王谠《唐语林》卷五，第687条，载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470页。

[23]（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子部十·杂家类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0—159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