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先师章巽曾撰《桃花石和回纥国》，认为“大汗”当是等名的语源。他将“大汗”“拓跋”的汉语古音与等名的读音作了排列比照，令人信服地指出，“大汗”较诸“拓跋”更加接近于域外非汉语诸称的读音。而“大汉”与“大汗”的读音却几乎完全一致。在现代汉语中，“汉”“汗”发音完全一样，均作han的去声。至于其古音，则也相差无几：就上古音而言，“汉”字属元韵、晓母、去声；“汗”字则属元韵、匣母、平声^[16]。就中古音而言，“汉”作翰韵、晓母；“汗”作寒韵、匣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对此二字标的《切韵》音值为：“汉”—χân°，“汗”—。γân^[17]。简言之，“汉”“汗”二字的古音基本上仅在于晓母与匣母之分，而这两个声母均属喉中音，只是晓母稍清，匣母稍浊而已。有鉴于此，可以认为“大汉”与“大汗”即使在古代的读音也极类似，亦即是说，哪怕只就语音来说，“大汉”也至少具有与“大汗”同等的资格作为等名的语源。

在语音比定的基础上，再来探索“大汉”是如何演化为域外诸谐音名的。

这一代表“中国”的称号首先闻名于和中原王朝接触最为频繁的中亚游牧人之中（战争也是一种接触，并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接触），然后，由这些游牧人将这称号再传给其后代，传播至西方，乃至远到小亚细亚、西亚等地的居民都了解了这个名号。该名号经过时间和空间跨度均极大的转相传授，难免出现读音偏差，所以诸名之中，当以最早的和最接近中国的居民所记下的名号最为正确。这样的推测，料想会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既然如此，早在公元6世纪中叶建国，并在8世纪上半叶留下碑铭的古突厥人所记载的，应该被视作“标准的”译名。

当然，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突厥人对“中国”的称呼，而在他们之前数百年的匈奴人也肯定有酷似“大汉”发音的称呼，只是并未流传后世而已。古人声称，勃兴于公元6世纪中叶的突厥人乃是匈奴的“别种”。姑不论此说是否确凿，但突厥人亦属游牧人，并旋即统治了匈奴人频繁活动过的漠北地区，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们继承匈奴的“遗产”，当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么，他们以同样的名号指称中原王朝，也是完全可能的。席摩喀塔的时代，正是突厥人雄霸中央亚欧地区，东与中原的北周、北齐和隋，西与西亚的波斯和小亚的拜占庭频繁交往之际。突厥并曾于6世纪下半叶与拜占庭建立过直接的官方联系，双方互派使团，来来往往，热闹非凡^[18]。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席摩喀塔不是很容易从突厥人那里直接了解到有关中国的信息吗？他的Taugast自然也是来自突厥了。正因为如此，其读音也较诸后世穆斯林史家们的诸名更接近于。(www.daowen.com)

那么，“大汉”是如何首先演变成的呢？不少现代学者主张：一名中的乃是i的略写，而后者在阿尔泰语系中则为名词后缀，附加在某名词词尾之后，便使该词具有“司……事者”之意。所以便有“乃司天者，即天子”之说（见前引梁园东之文）。诚然，突厥语后缀-确有令名词变成“司其事者”的功能（如加在“图画”后，便使之成“画师”，加在“雕刻物”后，便使之成“雕刻师”），但是我认为，在一例中却非此意。

首先，是否i的省略，仅属推测，未可断定。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恰恰在古突厥语中，另有一个名词后缀-，它能使之生成一个新的名词，从而添上“敬爱”“可爱”之类的意思。例如，翁金碑（约立于732—734年间的古突厥文碑铭，在今蒙古翁金河畔）右面第四行有语云：“我敬爱而贤明的父亲啊，我为你举行了葬礼。”在此，之所以有“敬爱的父亲”之意，是因为原文在“父亲（ata）”后加了后缀-，而成了“ata”^[19]。

鉴于这样的古突厥语语法，我们便可认为，亦同此例。即，此词最初源于中亚人对汉王朝的尊称，Tabγa对应于“大汉”，加上后缀-后，便含“尊贵的大汉王朝”之意了。从汉代皇帝与匈奴单于的往来书信多用“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和“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见《汉书·匈奴传》）等客套语来看，匈奴曾经以“尊敬的大汉”称呼中原王朝，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再就历代“夷狄”诸族对待中国的态度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诚惶诚恐”的，因此称呼时多带一点敬意，完全合乎情理。日久相沿成俗，遂成“中国”的专称了。基于上述分析，“大汉”与的语音更为吻合。从“大汉”衍生出的在域外各族中辗转流传，再回到汉族语言时，便讹成了“桃花石”，从而“面目全非”，世人不知它的真正来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