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所列的各种观点看来，人们在探讨等名的语原时，基本上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尽量寻找足以代表历代中国政权的某一名闻遐迩的王朝、民族或地方称号。因此，就出现了“大魏”“拓跋”“唐家”“大贺氏”“敦煌”等等说法。而在这些名号中，凡属影响较小的，便显然颇受“冷遇”，难以被人采纳，如“大贺氏”“敦煌”即是。相反，曾经十分强大的王朝，即使其名已被证实绝不可能是等名的语原，如“唐家”，却仍有学者有意无意地以“唐家”来翻译，韩儒林、岑仲勉的古突厥碑铭译文，便是极好的例证^[12]。

由此足见汉文名号之“响亮”与否，乃是学者们是否采为之语原的关键因素。根据这一原则，则“大汉”一名绝不逊色于所有其他称号。首先，在秦始皇始创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帝制以后，汉王朝（包括西汉与东汉）持续的时间长于任何其他王朝，它始自公元前3世纪末，终于公元3世纪初，长达四百数十年。亦即是说，域外人至少在四百数十年中始终将“汉”与“中国”视为同一。

其次，两汉王朝的强盛完全可以与后世的唐王朝相媲美，若就与域外人，尤其是与中亚游牧人的交往接触程度而言，汉也绝不亚于唐。西汉武帝派遣张骞进行规模空前的中亚“凿空”，东汉时代班超等人的再度经营西域，以及在数百年时间里，汉政权与匈奴人反反复复的战争、和亲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你来我往，都极为有助于“汉”之名声远播异域。以我之见，即使在唐以后，在中亚人的心目中，也是“汉”更能代表“中国”。因为域外游牧人最初大规模接触中国人和了解中国，是在汉代，而这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最为深刻的。既然在这一点上连唐王朝都比不上汉，遑论“拓跋”之类的名号了。

再次，无论是域外人还是汉人，都愿意或习惯于称“大汉”，因为这是一个光荣和尊贵的称号；而“拓跋”则未免相形见绌，拓跋鲜卑入主中国北方之后，连王族本身的姓氏“拓跋”也要改成汉化的“元”，避“夷姓”拓跋而唯恐不及，则“拓跋”的影响力怎么可能再胜过“汉”而深入中亚居民之心，从而代表整个中国呢？

有关“大汉”的称号，在汉文古籍中可谓比比皆是。汉代人以自称“大汉”为荣，尤其在与域外的“夷狄”之流打交道时，更因“大汉”产生自豪，乃至居高临下之感。例如，郑众在明帝永平八年曾出使匈奴，因不拜匈奴单于而遭凌辱。嗣后，明帝欲再度遣其出使，郑众遂上书道：“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人，将有损大汉之强。”^[13]此语是郑众不愿再使匈奴的重要理由之一，他再三强调“大汉”一词，分明有意煽起明帝的荣誉感，以达到取消这次遣使的目的。则“大汉”为当时中国官方自高地位的尊称，是十分清楚的。

又，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等远征漠北，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令其数十万人降汉。窦宪于是登上距塞三千里的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班固所撰的铭文则云：“……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14]在此所用的“大汉”更是中国人当时对本政权的一种至高无上、尊贵无比的美称。他如“（梁讽）征匈奴，屯军于边，以大汉威灵招之，匈奴畏感，奔驰来降”（《东观汉记》卷一九《梁讽传》）等语，也足证中国史家习惯于以“大汉”作为本政权的尊称、美称。

中国人固然以“大汉”为荣，那么，这一称号是否得到中亚游牧人和其他域外人的认可呢？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见于征和四年（前89年），匈奴单于致汉武帝的一封信，其语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15]狐鹿姑单于的此信甚为傲慢，貌似和解，实际上是挟武力而索要财物，所以他根本不是出于阿谀奉承，才称中国为“大汉”。显然，至少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大汉”已经成为漠北游牧人对中国的一般性代称了。既然如此，在域外人心目中，“大汉=中国”的印象难道可能随着汉王朝的结束而一起消失，立即被其他远不足以代表“中国”的称号（诸如“拓跋”）所取代，并长久流传下去？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www.daowen.com)

事实上，汉王朝结束之后，“大汉”对于匈奴人的魅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巨大了。突出的例子乃是十六国时期匈奴后裔刘渊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便号称为“汉”。

刘渊是当初匈奴强大政权的奠基者冒顿单于之后代。由于汉高祖刘邦曾以公主嫁与冒顿，约为兄弟，所以冒顿的子孙便自称姓刘。足见即使盛极一时的匈奴汗国败亡于汉政权之手（大体而言，可作如此断语），其族人也仍以“汉”为荣，以“汉”为尊。“汉”在域外民族中的“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304年，刘渊称“汉王”，年号元熙。他在“就职演说”中清楚地表明自己乃是承继两汉的皇统，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所用的官制也承袭汉代。其“汉化”的程度之高自不待言。另一方面，这个刘氏汉政权也频繁地自称“大汉”“皇汉”。而“皇”即“大”义，如《诗经·大雅·皇矣》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两汉灭亡之后，“大汉”称号竟由其最大“宿敌”匈奴人发扬光大，实是作为汉族人的刘氏始所未料的。

《晋书·刘聪载记》载陈元达谏刘聪之语云：“晋氏暗虐，视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绝其祚，乃眷皇汉，苍生引领息肩，怀更苏之望有日矣。”这里的“皇汉”当然是指由刘渊创建的汉政权。同一《载记》记太史令康相谏刘聪之语云：“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犹大汉之不能南向也。”是亦以“皇汉”“大汉”称呼自己的政权。又，尚书令王鉴等谏刘聪，有语云：“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汉之祸又如此矣。”王鉴临刑时，叱骂王沉道：“竖子！使皇汉灭者，坐与鼠辈与靳准耳！要当诉汝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

诸如此类的“大汉”与“皇汉”不胜枚举。要之，十六国时代的“汉”政权虽然历时不过二十五年（304—329年），但它展示了“大汉”的影响业已深入域外人——尤其是中亚游牧人——心中。而前引诸说的倡导者几乎无不认可，等名的形成与中亚游牧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那么，在域外出现这类名号之前（我们暂且将其时间上限置于公元6世纪末，即拜占庭史家席摩喀塔撰述之际），哪一个汉人政权称号在域外驰名最久，对中亚游牧人影响最大，从而最有资格被他们用来指称整个“中国”呢？是“大汉”，还是“大魏”，抑或“拓跋”？无疑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