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上半叶，拜占庭史家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Simocatta）在其《历史》（主要记述拜占庭皇帝毛利斯在位时〔582—602年〕的史事）中谈及了东方一个名为Taugast的国家：Taugast国的君主名为Taissan，义为“上天之子”。其国的王位世袭，国君之权威极高，不容冒犯。国内物产丰足，人民富裕。Taugast境内的中央有条大河，此前曾以该河为界而分成两国。最近则由尚黑衣之国渡河击灭尚红衣之国，统一全境。其都城亦号Taugast，相传当初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该国与印度人保持着频繁的通商关系，以致有人声称他们即是印度人种的一支，肤色白晳，居于北方。Taugast国内产蚕，丝即由其吐出。蚕种很多，形形色色。国人以擅长养蚕而闻名^[3]。

作者在6世纪末谓这个Taugast国曾以大河为界，分裂为两邦，近年则获统一云云，显然吻合隋朝在6世纪末击灭南朝陈，一统天下的史实；又，该国与印度交往频繁，并擅长养蚕缫丝诸语，也完全符合中国实情。所以，席摩喀塔所载的这一Taugast系指中原王朝，是没有问题的。

又，稍后的8世纪上半叶，或者以作为限定词和修饰词的词组频繁地见于古突厥碑铭^[4]中，例如，阙特勤碑东四行载云：“作为送丧和哀悼的人，有来自东方，即日出之方的莫离人，尚有叱利人，、吐蕃人、阿拔人、拂菻人、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鞑靼人、契丹人和地豆于人等，这许多民族前来送丧和哀悼。”暾欲谷第一碑南四行以乌古斯可汗的口吻说道：“（因此，）你们应从南方攻击他们，你们契丹人应从东方攻击他们。不要让突厥-薛人在其土地上有任何进军。我说，可能的话，让我们（把他们）彻底消灭。”^[5]其他以为限定词和修饰词的词组则有“的可汗”“的民众”“的官衔”等等，为数甚多，贯穿于碑文的大部分内容中。

从碑文的上下文关系看，清楚地是指中原王朝或者该政权的主体居民汉人。而它与上引拜占庭史家的Taugast一名的读音又十分相近，故二者指称同一政权或同一民族，也是可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更晚期的记载中见到与之读音类似，并显然是指称中国的名号。在此一并列出。

Tabghāj一名见于中亚喀拉汗王朝的钱币上。该王朝亦称“黑汗王朝”，乃是公元10—13世纪初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一个中亚政权，其鼎盛时期的领土包括今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北至巴尔喀什湖、西到咸海、南抵阿姆河的中亚广大地区。学者们发现，喀拉汗王朝的大可汗、副可汗，以至领地君主等大小统治者中，有不少人用过“Tabghāj可汗”的称号，并铸在钱币上，如“苏来曼卡得尔Tabghāj可汗”“Tabghāj布格拉汗”“克雷奇Tabghāj汗”等。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称号，旨在表示出身的高贵及其历史传统。而这一Tabghāj即是指中国^[6]。

又如，Tamghaj一名见于11世纪前期穆斯林史家比鲁尼（al-Biruni）的著述中；Timghaj则见于14世纪初期阿拉伯史家阿尔菲达（abu-al-Fida）的著述中。其他如多桑《蒙古史》（述及花拉子模汗与成吉思汗使者的谈话时）、花拉子模沙札兰丁之秘书的《札兰丁传》以及波斯著名史诗《列王纪》（谈及14世纪末帖木儿之事情时）等等，都曾以大同小异的读音提到这一名号，而它用以指称中国，则是没有疑问的。(www.daowen.com)

当然，如我们在上文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汉文史料中也有与之谐音的一个名称——桃花石。这一“桃花石”也是指称中国。那么，出自各种语言、发音相似而含义相同的这些名号最初的语原是什么呢？学界对此可谓众说纷纭。

最初，法国学者德经（Deguignes）认为当是“大魏”的音讹，所谓“大魏”即是指鲜卑人于公元4世纪后期至6世纪前期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北魏政权。不过此说未几即遭人否定。其后则有德国学者夏德（Hirth）及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倡导的“唐家说”，即认为其名源自公元7—9世纪的中国强大政权唐王朝。但是此说的致命伤在于Taugast一名早就见于时值隋代的西方著述中，因此显然与“唐家”无关。接着又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等人主张的“拓跋说”，认为北魏王族跋拔鲜卑的族名为其语原，亦即是说，仍以为源出北魏。此说尽管在国外甚为流行，在国内也有很多附和者，但就语音方面的比定而言，仍然显得颇为勉强，故也不乏质疑者。

在中国学者中，很早就有人提出异说。如清末的洪钧在其《元史译文证补》中认为，多桑《蒙古史》的“Tamgadj”、《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桃花石”等名，其源出自契丹的“大贺氏”^[7]。岑仲勉在1935年撰《释桃花石》一文（刊《东方杂志》三十三卷廿一号），以为“桃花石”等的语原乃是“敦煌”。但是，十三年后，他又否定前说，认为其语原应追溯到中国的上古时代，而以“太岳”“檮杌”“焦穫”等当之^[8]。

洪钧、岑仲勉的数说似乎没有什么响应者，与之相较，“天子”说和“大汗”说却得到更多人的赞成。梁园东曾撰《“桃花石”为“天子”，“桃花石汗”为“天可汗”说》一文^[9]，认为即突厥文“天”（Tangri）的变体，其义为“司天者”，亦即“天子”。也就是用中国帝君的称号来代指中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师章巽则倡“大汗”说，认为域外游牧民族以自己的习惯称号“汗”指称中国皇帝，并加尊号“大”字，久之，“大汗”便成了中国的统称^[10]。

章师之说，就对音而言，肯定优于其他诸说，自不待言。然而，我认为，若兼及时代背景等因素，则更有一名胜于“大汗”，此即张星烺早就提及而惜未考证，因此在学术界几无影响的“大汉”说^[11]。下面即就相关问题作一番考释。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今天见到的一名虽然只存在于公元8世纪的古突厥文碑铭中，但是它的形成肯定要早得多，因为突厥人早在公元6世纪中叶就在中央欧亚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汗国。所以，我们将以作为域外人指称“中国”的代表性名号而展开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