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原政局不稳，或者群雄割据之际，中外的和亲便会更趋频繁；特别是当域外存在比较强大的游牧人政权时，中原各派势力更会竞相与之和亲，以借此壮大实力，在争霸战中取胜。在突厥与回纥兴盛于中央欧亚地区的数百年中，中原诸政权与之有过许多次旨在“借助外力”的和亲。当中原统治者处理比较得当之时，尚能利多弊少；若过于急功近利，则难免后患无穷。

唐代第一任君主李渊在创业之际，曾经主动向突厥提出过和亲之议。隋恭帝义宁元年（617）五月，突厥数万骑寇侵李渊的据地太原。李渊势薄，难以抗敌，只得任其来去自由，摆出一副“空城计”的样子。这反而令突厥惊疑不定，以为李渊另有伏着，遂生敬畏之心，连夜撤兵。李渊看出突厥的心理，认为可以利用，便谦卑地修书一封，要求突厥助他逐鹿中原：“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24]

在此，李渊虽然仍假借了隋王朝的名义，“邀请”突厥协助他平定中原天下，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未奉任何隋朝帝君的旨意，所以只能视作是李渊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联结域外武装之举。后来的事实表明，突厥只愿拥戴李渊为帝，而不肯再行尊隋，因为他们相信李渊能够信守诺言，日后给予突厥大量财物，而隋帝则只会在事成之后再对突厥加以征伐。李渊尽管表现出一再逊让的姿态，但最终还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尊隋主为太上皇，另立代王为帝，实际上接受了突厥的条件。

斡旋于李渊与突厥之间的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允诺：“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25]突厥受此诱惑，欣然同意，于是迅速遣发兵士和马匹前来作此“交易”。李渊毕竟相当了解突厥的秉性，只是有限度地接纳了突厥的军队与马匹，因此没有让突厥人过分肆虐于中原大地。即使如此，李渊为争霸天下而借助域外武装的客观事实却十分明显。

关于李渊与突厥的和亲之事，史文记载并不详细。《旧唐书·宗室传》谓襄武王李琛在隋义宁（617—618年）中曾与太常卿郑元璹一起赍女妓前赴突厥，遗送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唐会要》卷九十四及《册府元龟》卷九十八所言皆相类似。若据此说，则似乎李渊与突厥始毕可汗之“和亲”只是送去了几个女妓。但是按照当时李渊迫切有求于突厥的大形势来看，他连信末的署名都只敢谦逊地称“启”而非“书”，那么在历来为中外重视的“和亲”一事上，难道竟敢如此草率和敷衍了事？再说，若非李渊郑重其事地和亲，当时国势正盛，“恃功骄倨”的始毕可汗也不可能在武德元年（618年）八月特意为和亲事遣使来报^[26]。因此，恐怕是后世史家“为贤者讳”而删去了唐高祖和亲突厥的细节。

唐廷与回纥的和亲，始自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安史之乱以后。安禄山造反，旋即夺取两京，唐玄宗逃奔蜀地，大唐江山岌岌可危。肃宗在至德元载（756年）七月于灵武继位之后，便欲借助外夷兵力来讨平安史反军，拯救垂危的唐朝政权。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封已故邠王李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将军石定审一起出使回纥。回纥可汗以女嫁给承寀，肃宗则相当优厚地封之为“毗伽公主”，这便是唐王朝与回纥的首次和亲。

在此同时，回纥的葛勒可汗求尚唐公主。肃宗对此事十分重视，于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即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降嫁回纥。启程之日，肃宗亲自送宁国公主到咸阳驿站。宁国公主作为“天子真女”而远嫁外夷，在中原王朝实施和亲政策以来似乎尚属首例，这足以表明唐政权此时是多么的有求于回纥。当然，回纥也未令唐廷失望：可汗在八月即献马五百匹，并令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率领三千骑兵“助国讨逆”^[27]。

葛勒可汗在乾元二年四月去世，宁国公主得以返还中原。去年以媵女身份随同她一起出降的荣王李琬之女，则被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而继续留在回纥，历配英武、英义两位可汗，生二子，直到德宗贞元七年（791年）才去世，在回纥生活达三十余年。

在小宁国公主晚年，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请求再尚中国的其他公主。德宗由于曾经受辱于可汗，故不欲允婚。宰相李泌则从大局出发，坚持认为应该与之和亲，德宗遂在贞元三年（787年）同意将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可汗。回纥在翌年十月派遣宰相以下一千多人的庞大迎亲使团，前来中原迎接公主。回纥如愿以偿，便恭敬地上书，表达其“友善”之意：“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28]可汗所谓的“西戎”，当指吐蕃等部；由此可知，德宗之降嫁咸安公主，虽不若肃宗时期的和亲那样明显地旨在借兵，但是也多少包含了这类意思，要之，这是并不自愿的“睦邻”之举。

咸安公主初嫁天亲可汗，继而从俗，相继嫁其子忠贞可汗、其孙奉诚可汗，乃至由相国而立的怀信可汗。咸安公主死后，回纥又曾多次要求和亲通婚，中原方面则迁延拖宕到长庆元年（821年），以穆宗的第十妹（或谓第四妹、第五妹）为太和公主，降嫁回纥的崇德可汗。三年后，崇德可汗卒，太和公主又相继历昭礼、彰信、廅馺、乌介诸可汗，按照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惯例，公主可能均曾成为他们的“可敦”（妻子）。(www.daowen.com)

唐自肃宗时代起，与回纥频繁和亲通好，最初明显地是旨在借助其强大武装，收复失地，所谓“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嗣后的和亲、赏赐，以及大规模的丝马“交易”，也多是迫于无奈，一方面念回纥曾有收复两京的“大功”，另一方面也害怕不能满足其欲望后，导致武力侵扰的严重后果。如果说，早期与回纥的和亲通好利多弊少，或利弊相当，那么后期的和亲就越来越得不偿失了，武宗于会昌二年（842年）在《赐太和公主敕书》中所言之语，便足以揭示这一事实：“姑远嫁绝域二十余年，跋履险难，备罹屯苦。……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使边人子孙，不见兵革，射猎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蕃浑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国家所有，因依汉地，遂致蕃孳。回鹘托以私雠，恣为侵掠。……”^[29]与回纥和亲之利，在此荡然无存了。

然而，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和亲”，这即是北朝末年，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竞相拉拢柔然、突厥，与之通婚，乃至为了争夺“和亲”资格而相互勾心斗角，费尽心机，不惜馈赠大量金钱。当然，其动机十分清楚，即联结强大的突厥，合击自己的政敌，以达到独霸中原天下之目的。

北魏的最后一任君主孝武帝在永熙二年（533年）四月，诏令范阳王元诲的长女琅琊公主降嫁柔然主阿那瓌，但是未及成婚，北魏已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孝武帝本人西奔入关，投靠宇文泰。嗣后，东、西魏两个政权便在与柔然和亲一事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西魏文帝以孝武时的舍人元翌之女为“化政公主”，嫁与阿那瓌的兄弟塔寒，自己则纳阿那瓌的女儿为皇后，同时送给他大量金银丝帛。柔然于是帮助西魏对付东魏，阿那瓌扣留了东魏的使者元整，不久后杀害之；并在元象元年（538年）相继寇掠东魏的幽州、肆州等地，致使柔然与东魏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此时，执掌东魏朝政大权的高欢主张以慰抚之法争取柔然，主动作出友好姿态，双方才在兴和二年（540年）恢复往来。

适逢嫁给西魏文帝的阿那瓌之女病故，东魏便乘机派出使团前赴柔然进行挑拨，谎称其女是被文帝和宇文泰所害；而遣嫁的化政公主，也是疏族假冒。另一方面，则自夸东魏乃是元魏政权的“正统”所在，柔然若与己方结亲，东魏必定遣嫁嫡亲的真公主，并还会发兵帮助柔然，向西魏报仇雪耻。阿那瓌被诱得怦然心动，遂与东魏结好，遣使入朝，为其子庵罗辰请婚。兴和三年（541年）六月，被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的常山王元骘之妹乐安公主正式降嫁庵罗辰，仪式隆重，馈赠丰厚。翌年，阿那瓌之孙女邻和公主嫁高欢的第九子长广公高湛（即后来北齐政权的武成帝）。武定四年（546年），则又由孝静帝作主，让高欢纳阿那瓌的爱女为妻。从争夺和亲的结果看来，似乎东魏更为成功，因为史载此后直至东魏结束，柔然对其边境并无侵扰。不过，东魏为这些和亲而付出的经济代价却也很高昂^[30]。

高氏的北齐政权和宇文氏的北周政权分别继承自东魏和西魏，而北齐、北周在对外和亲方面的争夺，亦如东、西魏一般，异常激烈，不同者只是其对象由柔然换成了突厥，因为此时突厥已取代柔然，成为蒙古高原上的霸主。

在西魏末的恭帝时期（554—556年），突厥的木杆可汗就曾答应将女儿嫁给当时的无冕帝君宇文泰，但是宇文泰未几去世，故婚事不及操办。待到宇文氏正式建立北周政权，为了与北齐争霸中原，便愈益希望获得突厥的和亲，木杆可汗遂以另一位女儿许给武帝宇文邕。然而，北齐不甘落后，也立即遣使赴突厥求婚，并且允诺更加丰厚的赠礼。突厥为利所诱，便有悔约之意。

北周武帝得知消息，不敢懈怠，马上派遣干练的杨荐、王庆等人出使突厥，一方面责以“道义”，另一方面更啗之以利，费了不少周折，终于使突厥可汗回心转意，与武帝定下婚约，直到天和三年（568年）才最终迎来突厥的阿史那氏皇后。静帝大象元年（579年），北周又以赵王宇文招之女为千金公主，遣嫁突厥。北周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争得与突厥的和亲，总算使突厥常常以“盟友”的身份，助它伐齐；至于突厥在伐齐之时对吏民百姓的抄掠蹂躏，则不在他们的关心之列。

中原诸雄相争，往往不惜巨资，乃至卑辞恳求，争与域外强大政权和亲通好，以借助其军队攻击政敌。这类和亲至多有利于统治者个人（有时连这点都难满足），对民众与国家而言，则其弊端显而易见。隋文帝在一份诏书中追述北周、北齐与突厥的和亲状况时所说的一番话，大致上概括了这种“和亲”的弊病：“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