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存的史料记载，“和亲”之始是在西汉第一代帝君汉高祖的执政时期。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先从这一实例开始考察。

公元前3世纪的最后十年内，正值秦王朝末期，楚、汉逐鹿中原，以及西汉初建，社会经济残破，国力空虚之时，故而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的匈奴游牧人勃然兴起，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控弦之士数十万，非但称雄于漠北，还有南下觊觎中原之心。高祖六年（前201年）秋，匈奴大举进攻马邑，马邑守将韩王信降，匈奴遂引兵南攻太原，抵达晋阳。翌年冬，高祖御驾亲征，却中了冒顿的诱敌之计，乃至被围于平城的白登山^[3]。无奈之下，陈平往见冒顿之妻（匈奴称“阏氏”），声称汉廷已准备将绝色美女献给单于，以换取匈奴之撤围。而冒顿日后必定宠幸中原美女，疏远阏氏，故不如请阏氏先说动单于解围，以免中原美女被单于所得。陈平巧妙地利用了阏氏的妒忌心理，才使得被围七日的高祖侥幸脱险^[4]。

正是在“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的形势下，娄敬才建议“和亲”的。他要高祖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吕后所生），即所谓的“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并且每年馈送大量财物，以求暂保边界安宁。对此举措的效果，娄敬作了最乐观的估计：“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5]

显而易见，娄敬（后被高祖赐姓刘，故亦称刘敬）为了说动高祖同意和亲，已经尽其所能描绘了美好的前景。然而，其中却包括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长公主嫁单于之后，一定能成为“第一夫人”——阏氏？她一定能生儿子？若生儿子后，一定能继位为单于？即使为单于后，一定能不与外祖父对抗？又，娄敬既知匈奴“未可以仁义说也”，又怎能要求他们日后一定遵守中原汉人的传统道德礼仪？

如此等等的问题，表明娄敬所言之“利”，恐怕不过是一厢情愿和自我安慰而已。其实质只是以中原皇帝的嫡生女儿为人质，以保证每年有大量财物贿遗匈奴；此外，匈奴也足以利用这层“亲谊关系”，增强自己在域外诸国中的政治地位。从娄敬在献计前就估计到“恐陛下不能为”，以及高祖最终只“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这些事实来看，这次和亲只是勉为其难的无可奈何之举，将它视之为中原王朝屈辱性的权宜之计，一点也不过分。

再看这次和亲的实际效果。高祖以宗室女为“长公主”，遣娄敬赴匈奴结和亲，时在九年（前198年）冬天。由于冒顿得到了大批絮、缯、酒、米、食物，并与汉“约为昆弟”，故稍为收敛扰边之举。不过，匈奴仍然支持叛奔匈奴的中原诸侯，以致中原王朝的北方边境依然得不到安宁。

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年）四月去世，惠帝继位，而实际掌权者则是其母吕后。此时距初建和亲之日不过数年，但冒顿单于的咄咄逼人之势却暴露无遗。他致书吕后，公然调戏侮辱，竟称：你无丈夫，我今独居，不如两相结合，互通有无。吕后本非懦弱之辈，却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居然低声下气地复以一信，自谓“年老体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因此不足以配单于；另外再赐御车二乘、马二驷，表示敬意^[6]。而惠帝三年（前192年）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的和亲，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中原朝廷如此忍辱负重，充分显示出其“和亲”乃是万般无奈之下的“国策”；同时也表明，匈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完全没有对中原王朝真正地执“昆弟”或“子婿”之礼，甚至依然寇侵不断。

在此后的十年中，相对而言，北方边界较为宁静，但是至吕后五年（前183年）以降，则又见匈奴寇边的记载：高后五年九月，汉发兵北地备胡；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阳；七年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可以推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帝才于继位（前180年）后即与匈奴再修和亲。然而，匈奴的右贤王却在三年五月又入侵河南地，杀掠吏民，肆意盗寇。文帝责备匈奴不守旧约，一面接受汉廷的厚重馈赠，一面寇侵汉地，骚扰边民，于是下令发兵击匈奴，丞相灌婴亲率八万车骑，将匈奴右贤王击退出塞。翌年，单于致书文帝，表示愿意接受此前汉廷提出的和亲建议；同时，则宣告西域二十六国已为匈奴所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显然兼含威慑之意。文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后，认为匈奴新破月氏等，势力正盛，不可与之战，遂定和亲之策，以诸侯王之女为公主，遣宦者中行说前赴匈奴结和亲^[7]。(www.daowen.com)

然而，汉王朝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和平，其时匈奴仍旧频繁侵盗北方边境，文帝不得不大量增加戍边军队，从而导致当地的粮食供应不足^[8]。至十四年（前166年）冬，匈奴老上单于更率十四万骑大举入寇，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侯骑直抵雍甘泉。此事令文帝不胜恼怒，乃至竟欲御驾亲征。匈奴人在塞内逗留一月有余，始被汉军逐出^[9]。此后边患不断，汉王朝疲于边境守备。

史载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六月又与匈奴和亲，这是再一次屈辱的“城下之盟”。《通鉴》载云：“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10]又，文帝宣布和亲的诏书称：“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返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11]

显然，文帝后元二年的和亲，也是迫于匈奴的频繁寇侵，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一方面描绘了中原使者接二连三出使匈奴的“盛况”，同时也暗示了汉廷急于求和的焦急心理。此时，究竟哪一方处于外交上的劣势，自不待言。翌年，老上单于卒，其子军臣单于立，汉廷便与之再结和亲。然而，匈奴似乎并未如文帝诏书所言，“返古之道”，就在军臣单于继位后岁余（后元六年），即绝和亲，大举进犯上郡、云中，杀略甚众，迫使汉军调兵遣将，赶赴边境，甚至调集三军而保卫京师，事态之严重可见一斑。

景帝继位后，于元年（前156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赴代下与匈奴和亲；次年秋天也有和亲之举；五年（前152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中元二年（前148年），因匈奴入寇燕地，故绝和亲；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大举侵犯上郡；后元二年（前142年），匈奴又寇雁门。总的说来，景帝在位的十五年间，仍与匈奴保持着传统的“和亲”关系：通关市，赠财物，遣公主。匈奴寇边侵扰的程度虽较文帝时代有所缓和，但仍不能完全保持和平往来。

至于武帝继位（前141年）之初，则也承袭先辈旧制，“明和亲约束，厚遇亲市，饶给之”。然而匈奴却得寸进尺，依然频岁扰边，武帝在元光元年（134年）对朝臣们所说的一番话足以体现这一点：“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贿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悯之。”^[12]是知若一味迁就求和，反而会助长对方有恃无恐的嚣张气焰。

基于上引史实，我们不难看到，由汉高祖首倡，经惠帝、高后，延续至文、景时代的“和亲”之策，只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中原王朝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带有屈辱性的缓兵之计，其效果只是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或者稍为减轻受到侵扰的程度；而其代价，却是大量金银财帛的流失，以及国际地位的降低，并且，很可能诱发对方更强烈的欲望，反而强化了境外诸族以武力相威胁的信念。

如果说，汉初诸帝由于和亲而减少了对外的军事活动，从而赢得时间，搞好了国内建设，那么，文帝时代贾谊的一番陈说，也足以揭示出这种“和亲”也还有不少负面影响：“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13]

贾谊作为“和亲”政策实施最盛时期的同时代政治家兼学者，应该能够掌握足够的事实，其见解也不致有太大失误。由此看来，西汉初期与匈奴的这些“和亲”，至多利弊各半而已。后世有些学者对它的过高评价，似乎并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