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特别是汉唐期间）的中国丝绸无论通过什么形式输往境外，都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政局和社会产生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巨大影响。在此，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事例见于公元6世纪下半叶，因丝绸的利益而引发位于中亚、西亚、小亚细亚的突厥、波斯和拜占庭三大政权进行激烈的政治乃至军事博弈。

以阿尔泰山以南为主要根据地的阿史那氏突厥人在6世纪50年代初推翻其宗主柔然后，在中央欧亚地区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强大游牧政权。大体而言，创建者土门可汗的直系子孙掌控着汗国的东部地区（以蒙古高原为主），他的兄弟室点密可汗及其直系子孙则控制着今新疆及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草原地区。

室点密在创业之初曾亲率十大酋帅及其部落，计十万之众，征讨西域诸地。他最早征服的西域大国之一当即位于今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时当公元554—555年。在此后的二三年间，室点密将位于今塔里木盆地的诸国相继纳入到了突厥势力的控制下；接着，便对突厥在西域的最大对手嚈哒展开了打击。

室点密之所以能顺利地击溃嚈哒政权，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在531年继位的新王名叫库萨和。库萨和旋即进行了行政和军事改革，建立了拥有铁甲骑兵的军队，从而国力和军力大增。他雄心勃勃，旨在创建超过前辈的伟大业绩。因此，波斯的东方邻国，历年来始终与波斯冲突不断的嚈哒政权遂成为库萨和决定拔除的一颗“眼中钉”。

库萨和治政二十余年后，先是与西方的强大对手拜占庭签署和约，互不侵犯，然后再与刚刚兴起于中央欧亚的突厥结盟。于是，室点密与库萨和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了同盟。两国先是缔结姻亲关系——室点密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库萨和为妻；后则达成协议——两国共同击灭嚈哒之后，双方分享胜利果实，即瓜分嚈哒的全部领土。

室点密可汗率领突厥军队一路南下，攻取了阿姆河以北的嚈哒领土，嗣后再南渡阿姆河，继续向嚈哒的中心地区挺进，从而一举击溃了嚈哒的主力军，攻占了嚈哒的都城巴里黑（位于阿姆河上游的南岸）。另一方面，库萨和亲率的波斯军队也收获颇丰，他们主攻阿姆河之南，同样掠得了大片土地。按照两国事先的约定，无论各方夺取了多少嚈哒领土，除了金银财物归于自己之外，土地却是要如约分配的。因此，室点密可汗将阿姆河以南的嚈哒领土（包括都城巴里黑）都交给了波斯，突厥则占据了阿姆河以北的领地。

突厥远征军的大本营设在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中游地区）。库萨和在战事结束后，曾经前赴北方的费尔干纳，以与室点密的女儿完婚。两大强权的元首结成姻亲，欢庆胜利。时在558年稍前。

突厥与波斯以阿姆河为界，中分嚈哒领土之后，乘着大胜的余威，进一步向西扩张领土。约在562—567年间，扫荡了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嚈哒残余势力之后，室点密继续清剿此前已被击溃的游牧部落阿瓦尔人（Avars）或所谓的“伪阿瓦尔人”（Ogor人），迫使他们西奔，托庇于拜占庭。突厥人的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新形势也产生了新问题：嚈哒灭亡之后，形成了突厥、波斯两强直接毗邻的局面，这便导致了二者的摩擦和冲突，起因在于丝绸销售方面的利益出入。因为突厥人可以很方便地从东方的中国获得大量丝绸，从而转手卖给更西的民众和商人，牟取巨额利润。于是，他们就很希望拓展丝绸的销售市场；简言之，希望能在波斯境内直接销售丝绸。

室点密派遣了一个官方使团，其首领是积极活动在突厥政权上层的粟特商人马尼亚克（Maniakh）。但是，波斯人对于突厥在波斯境内自由贸易丝绸的要求，却推诿、搪塞，显然是不愿意让突厥人独享丝绸贸易的巨大利润，更想把对拜占庭的丝绸销售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最终，波斯人竟然采用了一个很不明智的方式来拒绝突厥人的要求：一个曾在嚈哒宫廷任职、后来归降波斯的嚈哒人卡图尔夫（Katulphs）提出建议，命人在各种公众场合，贬低突厥所售丝绸的质量，并且当众销毁，以使突厥人丧失在波斯销售丝绸的信心。于是“焚丝”事件迫使突厥使团在波斯民众的愤怒谴责声中怏怏回国复命。

室点密可汗出于大局的考虑，并未对波斯采取报复行动，而是再派出一个使团，试图说服其开放市场。然而，波斯人竟然干出了一件更为骇人听闻的蠢事：他们在突厥使团成员的饮食中掺入了毒药，从而将大部分成员毒死。并且，波斯人还散布流言，声称这是因为突厥人不适应波斯的气候环境才猝然死亡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突厥和波斯的关系急剧恶化，不可能再成为“友邦”了。

室点密虽然没有立即对波斯采取激烈的敌视行动，却使用了另一种报复形式——改换盟友：他决定结好波斯的西方强邻拜占庭，共同对付波斯。这一策略既可以使得波斯因遭受拜占庭的牵制而无法东顾，从而减轻突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突厥直接开辟丝绸销往拜占庭的渠道，获取更大的利润。这个使团仍由经验丰富的粟特人马尼亚克率领。

突厥使团是沿着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西行的，他们大体上是发自今伊塞克湖地区或费尔干纳盆地，那里是室点密统帅的突厥人的主要根据地；再沿着锡尔河西向，趋于咸海的北岸；再西行至里海的北岸，在伏尔加河下游渡河；然后南下，越过高加索山，从其南坡进入位于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

突厥使团带去大批优质丝绸，作为馈赠给拜占庭人的礼品以及销售的商品。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罗马皇帝询问了有关突厥的许多情况。马尼亚克转达了室点密可汗的态度：突厥愿意与拜占庭缔结和平条约，建立友好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罗马人爽快地同意了两国建立同盟关系，并且表示，罗马一定会尽力对付突厥的敌国；另一方面，罗马人十分欢迎突厥输入丝绸，他们将支持突厥人在拜占庭境内的自由贸易。突厥的“更换盟友”策略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是查士丁二世（Justin II），他相当重视与突厥的关系，故旋即派遣了一个回访使团，随同归国的突厥使团一起前赴东方。罗马使团的规格非常高，首领是时任帝国东部诸省之总督的蔡马库斯（Zemarchus）。569年8月，蔡马库斯和马尼亚克等一行人离开拜占庭，前往突厥。

他们仍旧由“草原丝路”东行，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之后，来到由突厥人控制的粟特地区。突厥方面先是派遣了一些巫师，声称要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驱除身上沾染的邪气和恶魔。于是，巫师们围着罗马人及其行李转圈作法，念诵咒语；最后，要求拜占庭使臣们一一跨过浓浓燃烧的火堆，才宣布他们已经被“净化”，仪式结束。

嗣后，罗马人被带往名为艾克塔（Ektag，义为“白山”）的一座山中，那里是突厥可汗室点密的驻跸处。室点密在一个装饰得非常华丽的巨大帐篷中接见了蔡马库斯等人；蔡马库斯则代表罗马皇帝向可汗递交了国书，作了致辞。室点密在答辞中特别强调了这样的话：“罗马人的朋友即是突厥的朋友，罗马人的敌人即突厥的敌人。”这显然包含了突厥和拜占庭联合对付波斯的意思。

突厥人随后连续三天款待拜占庭使臣们，展示了豪华的起居和丰富的饮食，也营造了“突厥-罗马关系非常亲密”的氛围和舆论，以此打击波斯的士气。室点密旋即要求拜占庭使团在归国途中，由蔡马库斯率领二十名罗马人，随同突厥人一起征讨波斯。显然，这并非突厥真正需要这区区二十人来增强军事实力，而只要借助他们代表拜占庭的身份，向波斯人发出明确的信号。

于是，蔡马库斯及其属下随同突厥军队一起出发。当他们宿营于楚河流域的怛逻斯城（Talas）时，正好有波斯使者前来求见。室点密便邀请以蔡马库斯为首的罗马人一起参加宴会，故意对罗马人优礼有加，而对波斯人则冷淡之极。这令波斯使臣大为恼怒，最终拂袖而去。而这一结果却正是室点密所希望的，以便为他对波斯的征讨制造较好的借口。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拜占庭的友好关系，室点密可汗又派遣了一个使团随同蔡马库斯归国。使团的首领名叫达格玛（Tagma），官衔称“达干”；当年的突厥使团首领马尼亚克的儿子也随团前往，地位仅次于达格玛达干。蔡马库斯等人加快速度，追上了在约定地点等候他们的其他使团成员。在他们西归的途中，阵营又不断地壮大，因为室点密辖境内的其他许多部落，也很希望与拜占庭直接交好，于是相继加入他们，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突厥与拜占庭的“蜜月”继续着。在蔡马库斯率团访问突厥之后，两国之间又有过许多次的交往。仅拜占庭遣往突厥的使团就有不少，如分别由阿南卡斯特（Anankhast）、优提齐乌斯（Eutychius）、赫罗第安（Herodian）、保罗（Paul）和瓦伦丁（Valentin）等人率领的使团。其中有的人还不止一次地出使突厥，如瓦伦丁就曾再度赴突厥。至于突厥方面，则除了由汗庭直接派遣使团前赴拜占庭以外，其辖境内的其他部落也都曾相继派遣过不止一次的使团。另一方面，当罗马使臣返回拜占庭时，总是会随团带来不少突厥使节或突厥商人。因此，当时沿着咸海、里海北岸，横贯中央欧亚地区的“草原之路”是非常繁荣的。

拜占庭皇帝提比利乌斯（Tiberius）继位后的翌年，即576年，皇室侍卫瓦伦丁奉旨率团前赴突厥。当时，随他一起东行的还有一百零六名突厥人，而他们即是历次西使拜占庭的突厥使团中滞留在那里的成员。瓦伦丁跋山涉水，经过长途的水路和陆路行程后，见到的第一位突厥高级首领名为咄陆设（Turxanthus），他即是主宰西方的突厥可汗室点密的儿子。当时，室点密刚去世不久，所以突厥汗国西部地区的统治大权分别由室点密的两个儿子掌控，一名咄陆设，一名达头（Tardu）。

瓦伦丁出使突厥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向突厥通报罗马新帝提比利乌斯的继位，二是重申拜占庭与突厥的同盟关系，特别强调数年前室点密可汗之“罗马人的朋友即是突厥的朋友，罗马人的敌人即突厥的敌人”清楚承诺，显然希望突厥人坚定地与拜占庭合力对付波斯。嗣后，瓦伦丁一行参加了室点密的葬礼。突厥人为了志哀，有剺面的习俗，即是用小刀划破自己的脸庞，使之流血。瓦伦丁为了顾全大局，下令罗马使团的全体人员都得在仪式举行时“剺面”。几天后，罗马人还参加了室点密丧礼中的人殉仪式。四个被抓来的异族俘虏和室点密生前最宠爱的几匹坐骑作为殡葬的牺牲，被一起杀死在室点密的墓前。室点密的丧葬仪式结束之后，咄陆设便安排瓦伦丁一行前赴东方的据地，去会见其他突厥首领，特别是室点密可汗的另一位儿子达头可汗。

室点密死于576年，此后约三十年间，西部突厥的主要掌控者即是他的儿子达头可汗。579年，萨珊波斯的国王库萨和去世，其子霍尔密兹德四世（Hormizd IV）继立。这位波斯国王的绰号为“突厥女之子”，因为他的母亲即是库萨和早年与突厥结盟，共击嚈哒时所娶的室点密可汗的女儿。按亲属关系论，波斯新王霍尔密兹德与突厥西部统帅达头可汗是真实的“外甥-舅舅”关系，非常亲近。但是，波斯与突厥的国家关系却远非如此。588—589年时，双方便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波斯同时遭到了三方面的进攻。突厥的大军从东方入侵，号称三十万之众，不过实际上或许至多十万而已。统军的主帅似乎并非土著的突厥人，而是出身于粟特的一位高级将领，名为昭武（Schaba）。因此，这支军队中很可能只有少量的突厥将士，而大部分是受控于突厥的粟特地区的军人。这支军队在开初时进展得非常顺利，跨过阿姆河后，迅速占领了巴达赫尚（Badakhshan），即是北界阿姆河上游、南界兴都库什山的一大片地区（今阿富汗之东北部）。随后又向西挺进，占据了赫拉特（Heart，今阿富汗之西北部）。

在此同时，拜占庭军队穿越叙利亚的沙漠地区，进击波斯的西部边境。与之配合作战的，还有拜占庭帝国多年来的忠诚盟友，活动在南俄与里海地区的半游牧部落可萨人（Khazars）或可萨突厥人，他们的酋帅亲率大军，从高加索山方向对波斯的北方边境施压，居然夺取了位于里海西岸中部的战略要地杰尔宾特（Derbent），大肆掳掠、烧杀。杰尔宾特依仗着高加索山险峻的地形，自古以来就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要塞，号称“里海之门”。波斯更是将它作为阻遏北方“野蛮人”入侵的坚固堡垒，不断修缮其防御工事。因此，杰尔宾特的被攻破，对于波斯帝国来说，其震惊和失败感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23]。

在随后的岁月里，突厥、波斯、拜占庭之间还发生过或大或小、或胜或败的战事，在此不再细述。不管怎样，突厥室点密系（西部突厥）与拜占庭的“战略伙伴关系”一直持续了数十年，至少，到6世纪末，双方还存在着友好的交往：598年，突厥使臣抵达拜占庭，向毛里斯皇帝递交了突厥可汗的国书。可汗自称为“七姓大首领，七国之主人”，语气颇为自豪。国书中谈及了突厥汗国建立四五十年来在西方取得的种种战绩，当是以“盟友”身份向罗马人通报形势。而这封国书的主人便是当时声威极盛的室点密可汗之子达头可汗。

欧亚大陆上这数十年间的东西交往和经济、政治、军事斗争，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而导致这些巨变的最初诱因，则是中国盛产的丝绸！

第二个事例是唐朝与回纥的所谓“绢马交易”。这一术语是现代学者创造的，意指古代中原王朝用丝绸与域外游牧人交换马匹，从而构成贸易关系^[24]。

不过，若具体分析一下众多的丝、马交换关系，便能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不能视作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贸易”，因为作为交换的两种物品的价值，往往悬殊得十分离谱。在此则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类现象，尤其是以唐朝安史之乱后的“绢马交易”为例，并且分析它所产生的影响。

安禄山作乱之后，导致唐政权迅速丢失半壁江山，玄宗避祸蜀中，肃宗临危受命，借助游牧人回纥的强悍军力，最终收复两京，平定叛乱。唐廷“复兴”，回纥自然功不可没，于是，给予他们大量赏赐，中国巨额的丝绸因此流出，也就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经过酷烈的战争，元气大伤，包括战马在内的战争物质因而匮乏，乃是实际情况^[25]。所以，此时的唐政权确有必要添置战马，而幅员辽阔的回纥汗国，也就成了战马的主要来源；中原用以换马的丝绸遂源源不断地输出。

导致中原丝绸大量流出的重要原因，除了越来越多的域外马匹（主要是回纥马）输入中国之外，更因为马的单价远远高于从前。例如，唐太宗时代的马价是一缣易一马，但是相隔一百数十年，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马价则上涨到了每马十匹缣，乃至四十匹。而唐廷之所以用如此高价“收购”回纥马，也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回纥有大功于唐政权的“中兴”，所以这实际上是奖赏，而非真正的贸易。

《新唐书》称：“时回纥有助收两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26]这与北朝末期北周每年赠送突厥的十万匹丝绸相比，不啻大巫与小巫相较了。《资治通鉴》的一段记载，更体现了唐朝廷在这方面的无奈和深受其累：“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弩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至是（773年），上欲悦其意，命尽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遣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27](www.daowen.com)

唐廷为了“报恩”——或者毋宁说是迫于回纥军事强势的威慑力——而无奈地用大批丝绸换取回纥之无用马匹，这种极不公平的“交易”当然使得唐政权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其国计民生。有关这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阴山道》诗很能说明问题：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了无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纥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值。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采。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28]

诗中“养无所用去非宜”语，清楚地道破了唐与回纥“丝绸-马匹”交易的“非贸易性”；而“缣丝不足女工苦”、“内出金帛酬马值”，以及“缣渐好，马渐多”诸句，则形象地展示了中原的官、民均因这种方式的丝绸输出而苦不堪言的状态。所以，唐与回纥的“绢马交易”，即使从全局看或长远看，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是就当时对于唐政权的经济和民众而言，却有着莫大的负面影响。

【注释】

[1]有关古代中国丝绸输出的问题，可参看笔者旧文《论古代丝绸输出之非贸易性》，载《史林》1996年第3期，第9—19页。

[2]见《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第909页。

[3]《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传》，第911页。

[4]《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866页。

[5]《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第5737—5738、5740、5742页。

[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八《外臣部二十三·和亲一》，中华书局影印版（12册），1960年，第11486页上。

[7]语见《汉书》卷四十三《娄敬（刘敬）传》，第2122页。

[8]《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第3765页。

[9]（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四十四·互市》，第11725页下。

[10]分别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上》，第3773、3780页。

[11]诸语分别见《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3688、3692页。

[12]《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13]诸语分别见《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第3798—3799、3803、3608、3817页。

[14]《隋书》卷四《炀帝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94页。

[15]《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第1580—1581页。

[16]有关启民可汗的诸引语，见《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第1873—1875页。

[17]《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第2697页。

[18]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南单于遣子入侍，朝廷除了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车马、弓矢、鼓乐、粮食、牛羊等物外，还赐“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对其他臣下则赐“采缯千匹、锦四端”、“缯采合万匹”等物，并且“岁以为常”。见《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

[19]隋炀帝为了嘉奖突厥处罗可汗的“忠诚”，将信义公主嫁给她，作为贺礼的，则包括“锦采袍千具、采万匹”。见《隋书》卷八十四《北狄·西突厥传》。

[20]匈奴南单于呼韩邪卒（中元元年，56年）后，汉廷遣使赍书镇慰，除赐冠带、佩刀等物外，“又赐缯采四千匹，令赏诸王”，并且，“其后单于薨，吊祭慰赐，以此为常”（见《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突厥沙钵略可汗死（开皇七年，587年）后，隋文帝为之“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焉。赐物五千段”（见《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又，突厥始毕可汗死（武德二年，619年）后，唐高祖“发哀长乐门，诏群臣即馆吊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万赙之”（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

[21]唐太宗贞观之初，破灭东突厥，遂有大量突厥人归降，朝廷都赐予了丰厚的财物。凉州都督李大亮为此还曾上疏谏劝：“近来突厥，倾国入朝。……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见《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22]例如：“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五年》）在此，每个人究竟要支付多少丝帛和现钱才能赎回，史文并未记载，但是就被赎者多达八万来看，唐王朝为此付出的丝绸，恐怕至少要数十万段。

[23]上述突厥、波斯、拜占庭三强之间的各种联合与纷争，可主要参看6世纪末拜占庭史家弥南德（Manander）撰写的《希腊史》残卷，汉译文见张绪山译、[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丛录》附录VIII《弥南德〈希腊史残卷〉所记突厥和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中华书局，2008年，第167—180页。

[24]“绢马交易”术语始创于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的《绢马交易觉书》（载《历史学研究》6卷2号，昭和十一年一月），亦见其《绢马交易に關する史料》（载内陆アジア史学会《内陆アジア史论集》第一卷，大安，1964年）。

[25]例如，安史之乱前，唐廷尚有战马三十余万匹，但是数年之内，到肃宗继位时，却已剩下数万匹。

[26]见《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348页。

[2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八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7221页。

[28]见《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白居易四·阴山道》，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年，第47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