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迄今所见的古籍记载来看，中原王朝对外输出的大量丝绸，大体上是首先进入北方紧邻的游牧人手中，然后再全部或部分地辗转运往更远的地区。因此，我们只要探讨中原王朝与周边——主要是北方或西北境外——游牧人的丝绸交易，便能看到当时丝绸输出的概貌，从而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第一，中原王朝为了借助域外武力而输出丝绸。

自古以来，群雄逐鹿中原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在汉唐期间，北方的政局更呈混乱之象。那些意欲“一统天下”的霸主都想方设法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即是借助域外游牧人的武装。当然，作为交换，便是不计其数的丝绸运往境外。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北朝末期北周、北齐政权与突厥的关系。

公元6世纪50年代，以阿史那氏为王族的突厥人勃兴于阿尔泰山地区。他们未几即在蒙古高原与中亚其他地区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强大游牧政权。所谓“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以及“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之语^[2]，便是当时突厥政权势焰滔天的生动写照，而此时突厥的大可汗即是“俟斤”，也号称为“木杆可汗”。

同书接着说：“俟斤死，弟他钵可汗立。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华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北周每年供给突厥缯絮十万段，其数额之巨已经令人咋舌，但是北齐更进一步——“倾府藏以给之”，可知流入突厥的丝绸愈益不可胜数。难怪他钵可汗竟然狂妄地声称，因为有中原北方两个政权的竞相赠送，突厥不愁没有财物（丝绸）：“但使我在南两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初看之下，中原地区的两个政权之所以不惜穷尽国库，供给突厥丝绸，乃是出于对突厥人强大武力的惧怕，或者是为了与之结姻而显示的一种“友好姿态”。但是，若更深入地探讨“中原两政权为何如此热衷于和突厥建立姻亲关系，乃至达到激烈争夺之地步”的问题，就会发现，如果周、齐仅仅是为了避免突厥对自己的寇侵，那就不必要求突厥拒绝另一方的善意，乃至敦促其增强敌意了。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原两政权激烈争取成为突厥之“姻亲”的目的，实际上是旨在借助境外突厥人的强大武力，来对付自己在中原地区的政敌。

中原地区东、西两政权争夺突厥“盟友”的外交行动，并非始自他钵可汗时期，早在6世纪60年代前期木杆可汗在位之时，这类“婚姻争夺战”就激烈异常了。《周书》载云：“（北周）时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突厥），以为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进女于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至是，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谕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仍请举国东伐。”^[3]

突厥大可汗俟斤（即木杆可汗）一旦与北周确定婚姻关系，便立即“请举国东伐（北齐）”，这一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中原王朝大量输出丝绸，乃是旨在借助境外武力而争霸天下。隋代开皇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4]足见当时的北周、北齐之所以低声下气地求婚于突厥，不惜倾其所有，输出大量丝绸，纯粹是出于中原政治斗争的考虑。

另一个例子见于唐王朝的创建者李渊，当他在隋末起兵于太原时，也曾向突厥输出了许多丝绸。对于李渊与突厥“结好”的过程，《资治通鉴》有详细的描述：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即命以此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

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丁酉，渊引见康鞘利等，受可汗书，礼容尽恭，赠遣康鞘利等甚厚。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义士请以私钱市其余，渊曰：“虏饶马而贪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当为汝贳之，不足为汝费。”……

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5]

因此，有三点事实十分清楚：首先，李渊与突厥结好的目的是“资其士马以益兵势”，亦即借助突厥的兵力逐鹿中原。尽管李渊以“迎隋主”为借口，但是始毕可汗直截了当的“唐公自为天子”一语，却实际上真正道出了李渊的心事。其次，突厥送马前来“互市”，只是一种形式，其实质是索要出兵中原的报酬，否则也不必派遣高官（柱国）康鞘利一本正经地带着国书前来。李渊心照不宣，故而厚赏康鞘利，并市其马。在此虽未标出马价，但是从李渊“止市其半”来看，显然是顾虑到财力不支，则“马价”不低；同时，李渊害怕突厥的马日后会源源不断而来，则展示了这并不是平等的丝绸与马的贸易。最后，“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之约，更是赤裸裸地揭示了当时丝绸输入突厥的性质：它完全变成了域外雇佣兵的报酬。

可以想见，李渊为了使突厥人积极地参与其中原争霸战，必将付出巨额的丝绸及其他财物。尽管有一部分丝绸在“市马”的名义下输出，也绝对掩盖不住其出于政治动机而进行贿赂的实质。

第二，中原王朝为了睦邻安边而输出丝绸。

历代中原王朝遭受的重大安全威胁基本上都来自北方。活动于中亚地区的游牧人善于骑射，慓悍凶猛，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人来说，他们始终是难以对付的劲敌。所以，中原政客们反复讨论的问题，便是“什么是最好的睦邻安边之策”。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最终多趋向于“绥靖”之策，或即所谓的“羁縻”之策。《册府元龟》比较透彻地分析了这一政策：

戎狄之国，世为边患。礼义不能革其贪，干戈不能绝其类。故上自虞夏商周，固不程督，虽有穷兵追击，而亦亡失略等。所谓“兽聚鸟散，从之如搏景”者也。是以圣人用权变之道，远御不绝而已。汉高始纳奉春之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长久之策耳。高后、文帝，至于宣、元，皆用是道，故得呼韩朝于北阙之下。及魏道武读汉史，至欲以鲁元妻匈奴，为之掩卷太息，于是以诸女皆厘降于宾附之国。此乃深识从权济时之略也。《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其是之谓乎？^[6]

“羁縻之策”的指导思想无非是“安抚”，而“安抚”的内容除了“和亲”之外，还得加上大量财物。因此，伴随着长期以来“羁縻”政策的施行，中原的丝绸也就源源不断地输出境外，落入周边的“夷狄之族”手中。

早在西汉初期，高祖就采纳娄敬（刘敬）的“和亲”之策，将公主嫁给匈奴君主冒顿单于，并每年赠送大量丝绸和其他财物，这才使得冒顿侵扰北方边境的活动稍有收敛。娄敬的建议貌似很在理：汉朝刚刚建国，军队和民众都很厌战，因此不能用武力征讨匈奴；匈奴属于野蛮之族，所以汉廷也无法用道理去说服他接受和平。所以，从长远来看，让匈奴的后代成为大汉的臣民，便是最好之法。亦即把汉帝的亲生女儿嫁给匈奴单于，又赠送厚礼。匈奴必然贪图，于是公主日后的儿子——也就是汉皇的外孙——必定成为匈奴的君主。这样，哪有外孙打外公的道理？于是，无须战争，匈奴就成为大汉的臣下了^[7]。

娄敬的和亲之策虽然不无“一厢情愿”之嫌，但是在当时中原方面的武力不足以一举征服“夷狄”的情况下，以优厚的物质条件收买他们，确实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正因为此法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故而不但汉高祖采纳了这一建议，嗣后的各朝帝君也多有仿效者，惠帝、吕后、文帝、宣帝等均曾与匈奴结“和亲”。所以，中原王朝为了“安边”而输出的丝绸也就不计其数了。

即使是对外武功最盛的汉武帝，在继位之初也仍厚待匈奴，甚至不惜在关市方面故意偿付高价，以赢得匈奴人的好感：“武帝即位初，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8]就形式而言，“关市”本来应该是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开设的与域外人进行贸易的市场，但是，就连这样的场所也往往脱离了“市场经济”，而成为中原政权用财物换取边境安宁的机构。

实际上，在古代中原王朝的政治家看来，“关市”“互市”之流确实并非旨在贸易，而不过是安抚境外“落后民族”的方法之一，亦即所谓的“和戎”之术。《册府元龟》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夫王者之牧四夷也，有怀柔之道焉，有羁縻之义焉。盖所以底宁边鄙，休息中夏者也。则互市之设，其怀柔、羁縻之旨与？爰自汉初，始建斯议。繇是择走集之地，行关市之法，通彼货贿，敦其信义，历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术也。”^[9]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真正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属于“贸易”的丝绸输出，恐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朝廷认为匈奴已经衰弱，可以令其称臣了，故派遣杨信前赴匈奴，声称，若欲与汉和亲，必须以单于之子为质。匈奴单于则辩驳道：“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约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又，征和四年（前89年），匈奴狐鹿姑单于遣使致书于汉朝廷，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10](www.daowen.com)

在此，可谓一语道出真相：西汉——至少在武帝之前——与匈奴即使未曾签约，但肯定有一种“潜规则”：中原方面常年供给匈奴丝绸和其他物品，匈奴则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侵犯或少侵犯中原边境。易言之，汉廷以大量丝绸换取匈奴的“不复扰边”“不相盗”。则长年累月，因“安边”而输出的丝绸数量之巨，也就可想而知。

当然，中原王朝为了“安边”，不仅消极地满足境外强敌的物质欲望，也时或采取若干积极的措施，如“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等，利用境外异族间的矛盾，挑动他们相互争斗，以消除或缓解中原王朝所受的威胁。不过，这类措施同样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其中显然以丝绸为主。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举便是典型的例子。

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即是意欲连结匈奴的宿敌月氏，说服他们与汉共同夹击匈奴；此外，张骞在前赴月氏的途中也尽量拉拢中亚地区的其他政权，以增强反对匈奴的力量。而与这些政权“结盟”的代价便是无数财物，因为唯有这些物质报酬才能投其所好。例如，“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张骞许诺大宛国王道：“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张骞并向武帝献计，谓乌孙“贪汉物”，可以“厚赂乌孙”，与之和亲结盟，从而“断匈奴右臂”，于是，张骞第一次出使乌孙，便“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11]。

至于汉与乌孙正式结姻之后，输出的丝绸等物更是不计其数：“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而当公主因远嫁年老的昆莫王而悲痛异常，思念家乡时，“武帝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12]。仅此一项“和亲”，就需常年派遣专使发送“锦绣”等物，则以其他形式输出和输往其他地区的丝绸肯定为数更多。

中原王朝最希望的“以夷制夷”局面是：造成边境严重威胁的异族政权内部分裂，并有一方主动投靠朝廷，从而形成抵御异族寇侵的“外围防线”。在此情况下，中原政权为了鼓励和嘉奖这些“忠诚的”异族，也得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包括无数的丝绸。

例如，西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内部争斗中失败，因此入朝汉廷，称臣雌伏，以求援助。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韩邪朝于甘泉宫，宣帝“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所赐之物，除了佩刀、弓矢、车马、黄金、衣饰等物外，尚有“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黄龙元年（前49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又，呼韩邪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在河平四年（前25年）正月入朝时，也获厚赏：“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虽然政治、经济环境都每况愈下，但是朝廷在几经争论之后，仍然赐予来朝的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以大量丝绸，并且较诸以前更加丰厚：“元寿二年（前1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13]

不难看出，汉朝廷对于忠心耿耿、“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的那帮匈奴人是多么的青眼有加，优礼相待，所赐的丝绸居然逐次递增。与这些慷慨的赐予相比，当年狐鹿姑单于向武帝索要的“杂缯万匹”未免显得“小家子气”了。而这些丝绸的输出，当然与“贸易”无关。

第三，中原王朝为了“扬威异域”而输出丝绸。

中国历朝的帝君们几乎都有一股强烈的愿望，要使自己显得像是“四夷拜伏，八方来朝”的天下之主。所以，他们往往会不惜花费巨资去满足这种虚荣心。古代相当一部分的丝绸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流往域外的。隋炀帝赐予突厥、诸番大量丝绸和钱财，是个典型的例子。

《隋书》称：“（炀帝）自高祖大渐，暨谅暗之中，烝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治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番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14]隋炀帝一心效学秦皇、汉武，但他只是从表面形式上模仿，因此一方面以厚利诱使外夷前来中原，另一方面则对不“入朝”者进行武力威胁。为了造成“四夷来朝”的热闹场面，他不惜靡费重金。《隋书·裴矩传》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裴）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15]

诚然，境外的诸异族在观赏了这种盛大的场面之后，确实会对“中国之盛”交口称赞的，“蛮夷”们在尽情享受了免费的酒食之后，也是会视“中国为神仙”的。然而，这些“声望”都是隋朝廷用极高的代价换来的。姑不计其他消耗，只算丝绸类物品，已经为数可观了：对于“二十七国”都“啖以厚利”，试问该花费多少丝绸？延绵达数十里的“武威、张掖士女”都要披锦戴绣，又需多少丝绸？东都“十数万”人“衣锦绮”，全体百姓“被服鲜丽”，以及“三市店肆皆设帷帐”，更要耗费多少丝绸？丝绸就在“四夷”的一片赞颂声中流往域外或者消耗掉了。

隋炀帝为图虚荣而导致大批丝绸流往域外的另一个例子体现在突厥启民可汗身上。启民本是东突厥沙钵略可汗之弟突利，后归降隋廷，故蒙赐“启民可汗”之号。启民扮演了一个绝对忠于中原王朝的角色，其言行所体现出来的“忠贞不贰”之情，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曾经上表文帝，声称愿意“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西巡”榆林之地时，启民再对隋廷表白忠心，乃至请求率领部落集体改变服饰，一同华夏：“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

启民可汗作为一个强大部族的可汗，居然对炀帝如此卑躬屈膝，这令炀帝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因此，他先是赐给前来行宫献马的启民夫妇一万二千段丝帛，嗣后又在千人大帐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

此后，隋炀帝又“亲巡云内，溯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廷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帝赐启民及主金瓮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16]。炀帝的诗充分透露出他飘飘然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心态：连汉代的著名帝君也逊色于他！因此，赏给突厥人的丝绸也就动辄万段，甚至数十万段了。

在此，人们见到的只是中原丝绸与域外“夷狄”谄谀之语的“交易”，其中毫无经济目的可言。如果说，隋炀帝只是“昏君”，其行为并不具有代表性，那么，作为“雄主”的汉武帝类似的做法，则可表明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汉书·张骞传》称，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外国使节纷至沓来。武帝为了向域外人炫耀中国的富足，也曾如隋炀帝那样散发过金钱和丝绸：“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17]

实际上，各个封建帝君都欲“雄霸天下”，尽管欲望的强烈程度互有差异，但是“扬威异域”的愿望却都存在。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如国内经济状况较好、境外诸族主动奉承讨好等），大多会情不自禁地用国有财富去换取他个人的“声望”。所以，无论是“昏君”还是“明君”，都可能为了博取“四夷”在形式上对中原王朝的膜拜与臣服而让大量的丝绸和其他财物源源不断地流往域外。在此过程中，并无真正的“贸易”可言。

以上所谈的三类现象，只是古代非贸易性质丝绸输出的主要形式，而非全部。还有其他许多事例，肯定也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贸易”。例如，中原朝廷对外族侍子和使臣等的馈赠^[18]、对于外族婚姻的贺礼^[19]、因外族领袖之丧事而给予的礼仪性馈赠^[20]，以及对归降之外族平民的大规模赏赐^[21]，有时候，中原王朝还以“赎金”的形式付出大量丝绸，以使被外族所掠的内地居民返回家乡^[22]。

在史籍所载有关汉唐期间丝绸输出的大量记述中，凡是注明输出数量的事例几乎都可归入“非贸易性输出”类型，而十分具体的“纯粹贸易”事例却相当罕见。于是，我们不能不认为，汉唐期间丝绸输出的主流是非贸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