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谈及从域外输入的马文化，上文提及的“胡服”和“骑射”就是典型的例子，尤其是前者。通常所说的“胡服”，是指中央欧亚广阔草原地区的居民为了便于骑马、射箭而穿戴的装束。这类装束紧身、利索，源出精于马术的游牧民族。一般认为，欧亚大陆上最早的典型骑马民族，即是塞西安人（the Scythians，或译作“斯基泰”，亦即汉文古籍所称的“塞种”。如今多视之为印欧人种）。塞西安人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所创造的与骑马有关的文化，不但对整个中央欧亚地区的居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使得与中央欧亚地区邻接的各古文明地区的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的“胡服”即是一个典型。

骑马的生活要求骑士必须两腿分开，跨在马背之上，所以“胡服”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穿“绔”。“绔”字即“袴”，亦即现代通常使用的“裤”字。《说文》谓“绔”乃“胫衣”；段玉裁注云：“今所谓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释名·释衣服》谓“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

塞西安人“胡服”的另一个特色，即是皮制的鞋和靴。皮靴有统，通常包住小腿，长者可至膝盖，并将裤腿管裹在统内。这样的装束也是出于便利骑马的考虑，上下腾跃，干净利索。由于“胡服”与“骑射”最初都是作为军事技术引入中国内地的，所以皮靴也就成了军事成员的特别装饰之一。《隋书·礼仪志》云：“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

塞西安人的上身穿一件外套或者袍子，袍子上不饰纽扣，而只是在腰间束一根带子。外套非常宽大，但是双袖则十分窄小，袖口紧紧扣在手腕之上。外套上往往缝有一些金片或铜片，作为装饰。头上则戴一顶小帽；据说在许多部落中，这类小帽的顶上是尖起的。

如上文所言，在现代中国人看来是十分平常和简单的裤子、靴等服饰（亦即“胡服”），却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才由赵国引入中原地区，并在随后逐步普及到整个中国。汉文古籍所谓的“胡服”，当与塞西安人的装束相差不远，不过，也不全然相同。至少，赵武灵王所制胡服的头冠，并非如塞西安人那样呈尖顶状，而是饰有貂尾的。

据说，武灵王的胡服以金貂饰首，前面插上貂尾，以示显贵。但是秦国灭掉赵国之后，为了表示蔑视赵国的意思，便将以前赵国君王之冠赐给近臣去戴。由于赵惠文王继承父亲武灵王为君，也佩戴这类冠饰，故而这种冠饰便称为赵惠文冠。后世也称之为“武冠”“大冠”“武弁大冠”等，作为武官的服饰。除了用貂尾装饰武冠外，还有用青丝带和鹖毛装饰者。而鹖即是勇猛之雉，两雉一旦相斗，据说至死方休。所以用鹖毛装饰，含有表彰勇士之意。

汉人将“胡服”中用以束腰的带称为“具带”，考究的常用黄金装饰^[20]。西汉孝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曾经发信给匈奴冒顿单于，表达友善之意。同时送给单于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21]。孟康注道，黄金装饰的具带，即是“腰中大带”；张晏说，这就是“鲜卑郭落带”，是一种瑞兽的名称，东胡人特别喜欢佩戴；师古则谓“犀毗”就是胡带上的钩，亦称“鲜卑”“师比”。这里所说的“黄金饬具带”，在中原地区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赵武灵王时代，因为他曾经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

赵武灵王引进的“胡服”，乃是所谓的“上褶下袴”，也就是上身为短外衣，下身为裤子。张守节注《史记·赵世家》“革政而胡服”之语云：“谓今时服也；废除裘裳也。”即是说武灵王时的胡服，与唐代时尚的西域胡服形制相仿。刘熙《释名·释衣服》谓“褶，袭也。覆上之言也”。又，“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颜师古注《急就篇》卷二云：“褶，谓重衣之最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可见大褶也不过“至膝”，那么较小的褶就肯定更加短了。

在胡服进入中原之前，汉人虽然也有“襦袴”，但是这是内裤，穿在里面，其外必定有“裳”（服之上曰“衣”，服之下曰“裳”）罩没。这便大大阻碍了两腿的自由运动，极不利于骑马。所以，武灵王将袴作为外服，即，上身穿短制的“褶”，下身穿“两股各跨别”的“袴”，就十分适应于马战了。

胡服被引入赵国后不久，便在其他诸国也迅速流行起来。《竹书纪年》载云：“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22]所谓的貉服，即是胡服；而魏襄王十七年则相当于赵武灵王二十四年，亦即公元前302年，是时距赵武灵王首先引进胡服骑射（十九年）仅仅五年。

《战国策·齐策六》载道，田单准备去攻狄（“狄”即北方的游牧人），但是鲁仲子预言他肯定不能取胜；田单果然攻了三个月之后，仍然毫无进展。而此时却有童谣唱道：“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23]田单听到后大感恐惧，便再去请教鲁仲子。鲁仲子认为他以前兵少反能克敌，是因为环境恶劣，全军有必死之心；如今虽然条件改善了，“黄金横带”，但军士们反而贪生怕死了，故而不能取胜。

在此，童谣和鲁仲子之语都提到了田单军队的装束：大冠、黄金横带；而“大冠”即是“赵惠文冠”，黄金横带即是黄金饰的具带，也就是胡服上的腰带。田单攻狄，大约在赵武灵王引进胡服骑射之后三十年；此时胡服已经成为齐国军队的戎服，由此可知当时中原各国竞相模仿胡服的风气甚盛。

又，《汉书·艺文志》载有《鹖冠子》一篇，原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颜师古注道：“以鹖鸟羽为冠。”由于以鹖羽装饰之冠始见于赵武灵王的“胡服”，而且《鹖冠子》中有《赵武灵王》篇，所以楚国之出现胡服，也当在武灵王之后。

降及秦汉，胡服更多地见于武士、大臣及王室成员等身上。《史记·佞幸传》谓西汉惠帝时，郎、侍中都戴淡拔冠，佩具带。而这种淡拔冠，即是用淡拔（一种鸷鸟）羽毛装饰的帽子，据说也就是赵武灵王引进胡服骑射后所佩戴的冠饰，其义与鹖冠相仿。《史记》“索隐”引《汉官仪》云，秦国击灭赵国之后，便将这种淡拔冠赐给了侍中佩戴。则胡服在秦代已遍见于宫廷之中了。

《汉书》称，景帝之曾孙广川王刘去的殿门上绘有古勇士成庆（或谓即荆轲）的画像，作短衣、大绔、长剑的装束。广川王也十分喜欢这种服饰，所以也佩挂了七尺五寸的剑，衣服款式完全模仿画像^[24]。《汉书》还提到，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25]。所谓的短衣、大绔（裤）、惠文冠，都是典型的“胡服”，所以，从广川王、昌邑王等西汉王子都喜欢这种服饰的现象来看，胡服在西汉时期已经很时髦或流行了。

西晋以后，主宰中国北方的多为源自域外的胡人，所谓的“五胡”当中，如匈奴、鲜卑之类，都是长期游牧于中央欧亚草原上的著名骑马民族。羯胡族虽然可能是原居锡尔河流域的伊兰人（亦即汉籍所称石国人）^[26]，并非纯粹的游牧民族，但是由于久居中亚，故比中国内地的定居民更早地接受了游牧人的马文化，所以对中国的“胡化”或“马文化”也发挥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胡人”涌入中原地区，所以自此以降，“胡服”在中土开始普及，乃至宋代学者确认，在公元6世纪中叶的北齐之后，中国的服饰几乎普遍“胡化”了。例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载云：“中国衣冠，北齐以来乃全非古制。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27]

当然，历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胡服”，未必全与“胡马”之传入直接关联，其形制也可能因辗转相授而逐步演变。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相当一部分“胡”指的是“西胡”，亦即来自中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东支伊兰人——粟特人。粟特人多为绿洲的定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其服饰虽然也有紧袖、束腰等特点，但与古游牧人始创的“胡服”应该有所区别。不管怎样，这类服饰较诸中原汉人的传统衣服更为合身，更便于行动，特别是骑马活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北胡”与“西胡”始创的“胡服”遂被中国人普遍接受，乃至在今天变成了“国粹”。

从域外传入的与马相关的文化，除了“胡服”之外，还有诸多体育和文艺活动。例如，所谓的“波罗毬戏”。波罗毬戏是随同“胡人”的精良马术一起传入中国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或称“打毬”，或称“击鞠”。由于这种游戏需要宽广的场地和许多马匹，也就是相当奢侈的“贵族式”游戏，所以它最初主要流行于环境良好的宫廷中。

据说，波罗毬（Polo）起源于波斯，后来向西传至小亚细亚，向东传至中亚地区（包括今新疆）。中国的波罗毬戏则是从中亚传入的。唐代杜环的《经行记》谈及拔汗那国（Ferghana，即出产汗血马的大宛国）时说道：“国土有波罗林，林下有毬场。”所谓的“毬场”，便是指波罗毬场。唐代的波罗毬戏称为“打毬”或“击鞠”，而“打毬”是必须骑在马上，用杖击打的。也就是说，玩波罗毬的人还一定得娴熟骑术。大宛以出产骏马闻名于世，有着悠久的马文化历史，所以那里流行波罗毬戏，是顺理成章的。

波罗毬至少在唐代已很常见，尤其是在上层阶级中。唐太宗曾经染指这项活动。《封氏闻见记》载云：“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番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毬，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28]

唐太宗由于是有名的“圣主”，故虽然一度被波罗毬所吸引，最终却能主动地戒除这一嗜好。不过，他的后辈就颇有沉溺于其中的味道了。例如，同书载云，玄宗为临淄王时就具备精湛的毬技和骑术了：“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仗令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毬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

是知玄宗在继位之前，就精于打毬，终其一生，始终酷爱这种活动。所以，波罗毬戏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流行于中国（至少流行于上层阶级中）。代宗时，因该活动糜费过多，曾有所收敛：“永泰（765—766年）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毬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邪？’薛公悦其言，图钢之形，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之。然打毬乃军中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29]

显然，当时的波罗毬戏只是稍有约束，而未曾禁绝。到了唐代后期，帝君们似乎更加沉溺于这种游戏了。据《新唐书》，穆宗在继位的当年（820年）十二月壬午日，曾“击鞠于右神策军，遂猎于城西”^[30]。又于长庆元年（821年）二月辛卯日，“击鞠于麟德殿”。他在长庆二年十一月，竟因打波罗毬而一病不起，直到两年之后去世：“庚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歘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31]

至于继穆宗而为皇帝的敬宗，在波罗毬的玩乐上，也不逊于乃父。《新唐书》称：“（敬宗）二月辛巳，始听政。……丁未，击鞠于中和殿。戊申，击鞠于飞龙院。……己酉，击鞠，用乐。”“四月丙申，击鞠于清思殿。”^[32]

此后，又有宣宗也极精于波罗毬。《唐语林》记云：“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33]

其后又有僖宗，同样是个打毬的好手，他甚至自诩道，凭他的毬技，定能获得状元：“上好骑射……尤善击毬，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34]其沾沾自喜之状，溢于言表。

由于唐代的帝王们和上层阶级如此酷爱波罗毬，所以其内宫以及大臣的邸宅中，往往都有波罗毬场。宫城北有毬场亭；大明宫东内院龙首池南也有毬场；文宗时并将龙首池填为毬场。此外，三殿十六王宅都可以打毬。玄宗时代的杨慎交住在靖恭坊，其自筑的毬场在坊西隙；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在永崇坊的府邸中有自筑毬场；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在太平坊的住宅中也有毬场。

既然统治阶级嗜好波罗毬，这种活动也就成了唐代城市——尤其是都城长安——青少年们的时髦游戏。李廓《长安少年行》诗云：“追逐轻薄伴，闲游不着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毬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除了帝王、达官贵人、军人以及闾里少年爱好击毬之外，即使文人学士和宫娥等“文弱”之辈，也都不乏擅长此道者。如花蕊夫人《宫词》云：“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波罗毬自从唐代大盛之后，历经宋、元、明诸朝而不衰，其影响之深远也就可知。《东京梦华录》载道，北宋末年南渡之后，每逢三月三日，宝津楼宴殿诸军呈百戏中有打毬。其小打则男子，大打则为宫监。此辈玉带红靴，各跨小马，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妖姿绰约^[35]。

金代因辽旧俗，重五之日的拜天仪式设在毬场。待到拜天礼毕之后，还要举行击毬比赛。《金史》十分具体地描述了波罗毬戏的概况：“已而击毬，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毬。先于毬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毬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36]

至少到明代初期，波罗毬还在宫廷中流行。因为明朝永乐年间的中书舍人王绂在其《王舍人诗集》中尚有《端午赐观骑射击毬侍宴》诗。他在诗中提到羽林军击毬之戏，毬场则设在东苑：“毬场新开向东苑，一望晴烟绿落软。”

古代随同“胡马”而传入中国内地的另一种著名文化乃是“马舞”，这即是指被驯服的马犹如人类舞蹈者一般，会合着音律节奏，作出种种舞蹈动作。

三国时期，作为“皇弟”的曹植，曾得到过一匹大宛骏马，后来献给了魏文帝曹丕。曹植的《献文帝马表》云：“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谋以表奉献。”马能够行礼跪拜，并且能与鼓节相应地踏步走路，这即是“马舞”的基本特征。足见至少在东汉末和三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马舞，而马舞的始创者，则很可能是盛产良马的中亚地区的居民。因为不仅曹植提到的“行与鼓节相应”的马乃是大宛马，并且唐代“胡化”最盛的玄宗时期，也最为流行马舞，而这些舞马却几乎全都来自中亚。

《景龙文馆记》记载了中宗时期的一则马舞故事：中宗曾经设宴招待吐蕃使臣，并在宴会上表演了一段精彩的马舞节目。舞马均以五色彩绸披挂，鞍座等马饰也都用金银装饰，堂皇异常。一待乐声响起，众马就都随之翩翩起舞，中规中矩。舞到中途，乐师又给马饮酒，舞马居然能将酒杯端到口边喝下。随后，众马合着节拍躺下和再度站起。这个表演使得吐蕃的使臣惊诧不已。

不过，中宗的马舞规模，似乎远远不及其后玄宗的马舞。《新唐书》谈到了玄宗舞马的一些情况：“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后赐宴设酺，亦会勤政楼。其日未明，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37]这里将马舞称为“胡夷之技”，可见它并非中国的土产，而是从域外传入的文化。

唐代郑处诲所撰《明皇杂录》将这种马舞描绘得更加具体生动：“玄宗尝命教习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

这些舞马即使在“安史之乱”发生，从而流落民间，遭受多年磨难之后，也仍未忘“旧业”，会随着乐曲而主动踏舞：“（安）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篲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38]

《明皇杂录》所提到的这些舞马，乃是“塞外”来贡的“善马”，则暗示了中亚的马善于习舞。而公元9世纪的诗人陆龟蒙在其《开元杂题七首》的《舞马》诗中，则更清楚地指出，玄宗的舞马全都来自中亚。其辞道：“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鞞。曲终似要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嘶。”

唐诗中所谓的“月窟”，基本上是泛指极西之地。有时候是指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有时候是指今中亚的几个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有时候，则是指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如西亚的波斯、南亚的印度等地^[39]。而骏马被说成是“龙”的后代，也是十分常见的。所以，“月窟龙孙四百蹄”，完全可以理解为“来自中亚的骏马一百匹”。

纵观千百年来域外骏马对于中原王朝的影响，远不止上文所言的军事、文化等方面。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域外的马对于中国的经济也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关这点，我们将在涉及丝绸输出的下一章内予以论述。(www.daowen.com)

【注释】

[1]原文为：“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见（晋）王嘉撰《拾遗记》卷三《周穆王》，齐治平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60页。

[2]有关古代骏马源自域外的考证，可参看笔者旧文《周穆王唐太宗骏马名号语源考》，载《暨南史学》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29页。

[3]《广雅疏证》释“駣”条云：“《史记·秦本纪》‘造父得骥温骊’，徐广云：‘温，一作盗。’《索隐》云：‘邹诞生本作駣，音陶。’则盗骊即此駣。……《玉篇》作桃；《御览》引《广雅》，亦作‘桃’；《集韵》云：‘駣，兽名，似马。’”见（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第1486页。

[4]译文据自拙著《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5]“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见《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赞》，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928页。

[6]Emil Esin，The Horse in Turkic Art，pp.176-177，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10，No.3-4，1965.

[7]Emil Esin，The Horse in Turkic Art，p.191，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10，No.3-4，1965.

[8]George Vernadsky，The Origins of Russia，p.19，Oxford，1959.

[9]（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十二《帝王部·仁慈》，中华书局影印本（12册），1960年，第477页下。

[10]George Vernadsky，The Origins of Russia，p.19，Oxford，1959.

[11]W.E.D.Allen，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pp.332-333，London，1932.

[12]见《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第1546—1549页。

[13]《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195页。

[14]见《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铁勒》，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879—1880页。关于这里所载诸部的考证，历来极为纷杂。拙文《铁勒部落新考》（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则认为中华书局标点本的《隋书·铁勒传》句读有误，部落总数不应是四十个，而当为四十六个；并对其中十五个最有争议的部落作了新的考证，可参看。

[15]《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第1547、1548页。

[16]语出（汉）东方朔《神异经》，（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三《兽部上·马》录引，汪绍楹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615页。

[17]上述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讨大宛的主要史实，可参看《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3174—3178页；以及《汉书》卷六十一《李广利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699—2702页。

[18]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二》，第1178页。

[19]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1805—1811页。

[20]《汉书·佞幸传》作“贝带”；颜师古注谓“海贝饰带”。但是王国维认为，这类饰带本出胡地，而胡地处于内陆，干燥缺水，很难得到海贝之类；再说，既然已经用黄金装饰，那么不大可能再用海贝装饰。因此，所谓的“贝带”应该正作“具带”。见王国维《胡服考》，载《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1572页。

[21]见《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3758页。

[22]语见《竹书纪年·魏纪》，载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

[23]语见《战国策·齐策六》“田单将攻狄”，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5年，第467页。

[24]事见《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86页。

[25]语见《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7页。

[26]后赵王族姓石，源出羯胡，容貌高鼻深目，诸多迹象表明其源出于中亚石国，亦即属于东部伊兰族的粟特人。有关此说，姚薇元早有论说，可参看其《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5—358页。

[27]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载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28]（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打毬》，载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53页。

[29]《封氏闻见记校注》，第53—54页。

[30]《新唐书》卷八《穆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222页。

[31]见《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01页。

[32]《新唐书》卷八《敬宗纪》，第227页。

[33]（宋）王谠《唐语林》卷七，载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633—634页。

[3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六十九·僖宗广明元年》，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第8221页。

[3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689—690页。

[36]《金史》卷三十五《礼志八》，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827页。

[37]《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十二》，第477页。

[38]（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载丁如明校点《明皇杂录》，收载于《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72页。

[39]说见方诗铭《〈霓裳羽衣〉传自月宫的新解》，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八辑，1991年，第5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