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综合百家之长，适应时代之需，构建了精深庞大的思想体系，开创了汉唐经学的新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堪与孔子、朱熹比肩的一代儒学大师。宦海浮沉几十载，青史褒贬两千年。下面我们就按历史进程，看一看千年以来，古今士人对董仲舒的评价。

汉 朝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时期，当时就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名望。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虽对董仲舒着墨不多，但高度评价了董仲舒的成就：“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称颂董仲舒下帷发愤、目不窥园的勤学精神。

东汉的桓谭在《新论·本造》中记载：“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井菜。”当时有很多青年拜董仲舒为师，向他学习。董仲舒博学多识，被称为“汉代孔子”，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仰慕。

班固在《汉书》中高度赞美董仲舒。在《董仲舒传》中引刘向之语，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董仲舒能学以致用，有辅佐帝王之才，就算是伊尹、吕尚也不过如此；至于像管仲、晏婴辅佐成就霸业之类的良相，更是无法与董仲舒相比。班固还引刘歆所言：“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者首。”秦朝焚书坑儒，很多经典散失殆尽，董仲舒经过深入研读，将儒学典籍重新整理和传授，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以及后学，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力，使得分崩离析的儒家学说重新归于统一，所以刘歆称董仲舒为“群儒首”。《五行志上》记载：“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博采众长，融合诸家学说，适应汉代社会现实，完成了儒学的一次综合和创新，并上升为主流意识，班固以“群儒首”“儒者宗”概括了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董仲舒对儒学发展所作的巨大历史贡献。

东汉思想家王充反对天人感应和灾异谴告说，但他在《论衡》一书中却充分肯定了董仲舒的学术主张、历史地位和人格魅力。他在《别通篇》说：“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董仲舒虽然没有获得高官要职，但是智慧却在公卿重臣之上。在《死伪》篇说：“董仲舒请雨之法，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董仲舒祈雨的方法，是设置土龙用来感应云雨之气，土龙不是真龙，也招不来雨水，董仲舒只是用它来表达自己祈雨的诚意，所以就顾不上土龙的真假了。王充指出董仲舒祈雨的神学外衣下，是一颗真诚的忧念百姓之心，客观评价了董仲舒求雨止雨的行为。《效力》篇中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充认为董仲舒是继周文王、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正宗传人，是圣统道统的继承者。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当代圣人，这是对董仲舒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的极高评价。

唐 朝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很多文人以诗歌的形式追思赞美董仲舒。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张说有诗言：“才雄子云笔，学广仲舒帷。”将扬雄和董仲舒并称，赞美董仲舒学问广博，精通经籍。

唐代宗时期的“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更是将董仲舒与先圣孔子并称，写道：“述圣鲁宣父，通经汉仲舒。”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总结和传承上古三代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孔子的地位和贡献卓著非凡，当时被尊奉为“宣公”，自然是历代文人崇敬的先师圣人。诗人把董仲舒与孔子并举，赞美董仲舒学识渊博，精通六艺，通晓经书，是后世学者学习的榜样。董仲舒通晓经书，《汉书·儒林传》中记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诗人孙宗闵写有两首《慎独》，其中一章开头写“仲舒格言，许绪深旨”，董子慎微警诫的话语，许绪意旨深远的语言，这些先哲的警语，言浅意深，不能不谨慎呀！诗人称赞董仲舒警惕谨慎的品行，能坚守本性“存其诚”，不为外物所浸染，这也是董仲舒清正廉直、慎微慎独的德行对后世的影响。

诗人赵嘏在《平戎》一诗中赞“董生才足使胶西”，是说董仲舒在担任胶西国国相时，秉持儒家仁义大道，直言劝谏，匡正和引导诸侯王的行为。《史记》中记载，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才足”和“有行”说明董仲舒不仅才学广博，而且言行守礼，因此赢得了胶西王的尊敬。

诗人罗隐有一首《董仲舒》诗：“灾变儒生不合闻，谩将刀笔指乾坤。偶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门又北门。”这是为数不多的批判和嘲讽董仲舒的诗作。诗人批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和阴阳五行学说不合常理，求雨止雨只是阴阳之术。这也是董仲舒的天人哲学被后世人们的误读和曲解，殊不知，董仲舒的天人哲学绝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为了愚弄百姓，而是真正地将理论应用到现实，为现实政治和百姓生活服务。如果不能透过天人哲学这层外衣，认真研究董仲舒的顺天应人的真切用意，体察董仲舒的那颗重农爱民的赤诚之心，很容易对他的学说产生错误的认识和解读。可谓是“你笑董生太荒诞，我笑罗君看不懂”！

宋元时期

宋代是儒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董仲舒作为推崇六艺、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学大师，对宋代道学、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时被请入孔庙“从祀”。

宋初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在《书春秋繁露后（景祐四年）》中评价说：“董生儒者，其论深及《春秋》之旨。”董仲舒研究《春秋》，深得其旨。程颢、程颐的《二程遗书》（卷一）中也称：“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人之意。”汉代儒者只有毛苌和董仲舒是传承正宗儒学，最解圣人之意。后来元代的史学家、文学家苏天爵非常赞同二程的评价，亦称：“贾谊、董仲舒皆负卓越之才，观其奏篇，反覆治乱之原、天人之对，而先儒以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将贾谊、董仲舒并举，称二人皆具有超人的学识和才华，上疏奏文、对策，都能直指国家治乱的根源，并能以天道来论证，继承了圣贤的意旨。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光在退居西京洛阳时，写有一组诗歌《独乐园七咏》，为园中七个亭堂水榭题诗，分别歌咏董仲舒、陶渊明、杜牧、白居易等七位古圣先贤。七首诗都以“吾爱……”开头，向七位先贤直接“表白”，可见司马光对他们的情感是多么炽烈。其中《读书堂》是为赞颂董仲舒而咏：“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廷，百家始消伏。”表明了对董仲舒的喜爱、敬爱和仰慕之情。歌颂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精心治学，并借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登汉廷，实现思想一统的政治理想，来抒发自己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一腔忧闷。司马光虽身居“独乐园”，内心孤愤、苦闷又无奈，但遥想往圣先贤的忧乐和志向，与自己心志相通，仍激荡着昂扬奋进的基调和无比坚定的信心。

北宋哲学家、文学家杨时在《龟山集·送吴子正序》中历数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大儒，赞美他们：“雄文大笔驰骋古今，沛然如决江汉，浩无津涯，后虽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一代汉儒都有雄才大略，文采粲然，就像是滔滔江水，浩渺无穷，后来的文人学者，少有能比得上的。

吕祖谦在《宋文鉴》卷七十五引刘敞的《西汉三名儒赞》：“仲舒先觉，承秦绝学，进退规矩，金玉其璞。……嗟尔君子，克遵厥遒。”高度赞美董仲舒在学问方面传承先秦儒学，与时俱进，创新融合，在品行方面又内外兼修，金玉其质，一代醇儒，堪称君子典范。南宋的诗人、画家郑思肖有一幅画作《董仲舒不窥园图》，并题诗一首：“西汉诸儒君最醇，无人见面意应深。三年尽力窥经史，一旦看花了古今。”肯定了董仲舒在汉代儒学中的领袖地位和一代大儒的风范，描写了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苦读经书的坚守，以及董仲舒一旦走出书房，观世外百花，定能古今通达、造福天下的学术自信。

董仲舒以正道辅佐帝王，二程和朱熹都特别推崇董仲舒的这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加以阐发。程颢、程颐在《二程遗书》一书里称“在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正是这句话体现出来的义利观，超越了先秦诸子。朱熹将这句话收录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以警示后学者。

朱熹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朱子语类》中说：“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纯”，不仅指董仲舒为人性情纯正，而且指其思想纯粹，尤其是《天人三策》，虽然是以天道论政治，但思想根源和宗旨秉承儒家思想的正统，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真德秀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创立“西山真氏学派”，在他的《西山读书记》中说：“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义，所对切中当世之病，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其功不在孟子下。”董仲舒是汉代名儒，解读《春秋》，既得其要旨，又能结合现实，切中时弊。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对儒学的贡献不逊于亚圣孟子。南宋著名学者黄震在其《黄氏日抄》中称：“自孟子没后，学圣人之学者惟仲舒。其天资粹美，用意纯笃，汉唐诸儒鲜其比者。”孔孟儒学一脉相承，孟子之后，唯有董仲舒传承了圣人之学。他天资聪慧纯美，性情笃厚廉直，汉唐以来都很少有能超越董子的。真德秀和黄震的评价不仅明确了董仲舒与孔孟儒学的传承关系，还高度肯定了董仲舒的特殊贡献。这个评价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元初大儒郝经在《去鲁记》中说：“明圣人之道者，莫如董仲舒。”元代政治家曹元用也在《董子祠堂记》中称：“先儒以为其功不在孟子下。”

宋代著名史学家“三范”之一的范祖禹，在他的《帝学》中说：“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帝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将孔子的六艺之学推广张大，给传统儒学注入新的活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确立儒学的主流思想地位，承袭三代遗风，成就一代伟业，泽被后世。

但是南宋思想家陈亮认为：“仲舒欲以渊源正大之理，而易其（汉武帝）胶胶扰扰之心，如枘凿之不相入。”“胶胶扰扰”是纷扰、动乱，难以安宁的意思。汉武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革新救弊，但他又好大喜功，不愿意勉强学问，不能静下心来“修己以安百姓”。“枘凿”是“方枘圆凿”的省略语。枘，是榫头。凿是榫眼。方榫头，圆榫眼，二者合不到一起，比喻两不相容。意思是董仲舒的仁义大道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君臣之志不相合，所以最终董仲舒的一番苦心在当时未能实现。元代著名诗人、政治家王恽作《董子祠》：“贤哉董大夫，三策贯汉庭。论说天人际，高吐三代英。仁义我所重，功利我所轻。纷纷弘汤问，独能尊圣经。所惜王者佐，竟老胶西卿。”称赞董仲舒重仁义轻功利，又叹惜虽以圣人正道匡正帝王，却未能实现政治理想，最终以胶西国相致仕悬车，归隐乡里。

北宋学者江端礼在《节孝语录》一书的提要中评价：“董仲舒不惟道学深醇，亦精于论议，所谓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者，真励世之法也。”董仲舒不仅学问做得好，也精于论证，能让人相信。所以用道理教化百姓时，民众能从他廉直的品行中受到教育而不贪婪卑鄙，这才是真正的激励后世之人的法则！

明 朝

明初董仲舒被封为“先儒”。正德年间，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崇、纪念董仲舒的热潮。高廷法的《咸宁县志》卷十二《祠祀志》中记载：“由是董子之道益显，而董子之祀益广矣！”当时凡是与董子生平有关联的地方都盖有董子庙，立有董子像。老百姓也前往焚香膜拜。在董子故里，人们很早就修建了“董庙”，明代建有“董子书院”和“董子祠”。在董夫子讲学的董学村，当地百姓也修建了“董子祠”，在旧县村，董子祠内塑有一尊两米多高的石刻坐像。

明代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丘濬高度评价董仲舒倡导的礼乐教化，认为“是诚自古帝王修教立化之本也”，是自古以来王道教化的根本。《明史·杨砥传》中杨砥说：“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谊明道之言，足以持翼世教。今孔庙从祀有雄无仲舒，非是。”认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及正谊明道的思想，足以传承维护圣人教化，而孔庙的从祀中有扬雄却没有董仲舒，这是不对的。当时，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唯一能传承儒学正统的大儒，比如明代官员夏良胜说：“孔孟之后，言王道者无如董子，而董子之本于正心。”孔孟之后，能够阐明王道思想的，谁都不如董仲舒，因为董仲舒本于正心来求王道。经学家孙绪也在《董子故里志》序中称：“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人性之本原也。不计功，不谋利，仁人之本心也尽之。”董仲舒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是人性的本原，不计功利，不谋求私利，仁人的本心就体现在天道当中。学者邵廉在《序刻南丰先生文集》中说：“汉兴，庶几乎道者，得一董仲舒。论政则明教化而重礼乐，论学则崇道谊而诎功利。”汉正兴盛之时，能体悟传承圣人道统的，只有董仲舒一人。并称赞董仲舒推明教化，重视礼乐，崇尚正道明义，轻视功利。

内阁首辅李东阳在《重修董子书院记》中说：“惟董子之道见于大廷三策，圣人之学，帝王为治之法备矣。”认为董仲舒重要的思想成就在《天人三策》中都可以体现，既传承圣人之学，又能结合现实，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寻求长治久安之法。官员史鉴的《祭董仲舒文》也同样高度评价《天人三策》，论治人本于明道，修身原于正心，以阴阳论德刑，重教化，重仁义思想，而且董仲舒为人守正不阿，遭受权臣陷害，最终辅佐匡正骄王，史鉴说这些都是“人之所难能也”。

通过一些文人诗作，也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后世文人思想和文风的影响。胡翰来到董子故里广川旧地时，怀古抚今，作《吊董生文》：“临广川之故墟兮，曰夫子首丘。望原隰以怀思兮，怅欲去而夷犹嗟。王风之不竟兮，人各务其私智。道术裂而尼散兮，世以久而莫治。”胡翰来到董子故里，怀念董仲舒所推崇的孔孟王道之风，感慨如今功业未竟，人们各具私欲，以至道术分崩离析，散失殆尽，天下不得太平，表达了诗人对董仲舒的敬仰和追思。

王云凤有一首《下马陵》：“汉儒陵墓汉城东，汉代君臣敬礼同。自古有谁传下马，于今何幸企高风。原从邹鲁昭仁义，直辟嬴秦计利功。几度幽寻钦胜迹，祠堂松柏郁葱葱。”古往今来，关于董仲舒墓址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董仲舒葬在下马陵，有学者认为陕西兴平市东北茂陵附近才是董仲舒墓的所在。不管是汉武帝“下马”还是“策冢”陪葬，都表明董仲舒讲仁义，辟功利，以自己的博学多识和清正廉直，生前身后都得到了汉武帝的尊敬，诗人羡慕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君臣相和、有礼有敬。(www.daowen.com)

清 朝

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西汉、东汉文人的著述都非少，而“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称赞董仲舒一生专致传经治学、著书立说。

站在水边的董子祠旁，学者朱彝尊赋诗《董子祠》：“汉日江都相，荒祠旧水滨。玉杯存俎豆，青简重天人。夕鸟窥园下，秋花裛露新。凄凉不遇赋，千载一沾巾。”董仲舒曾任汉代江都相，而今只剩破败的旧祠堂可供后世瞻仰。《玉杯》指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中的一篇，“青简”借指历史，昔日功业已没，祠堂荒凉，但王道思想和天人哲学尚存世间。看晚归的飞鸟，秋夜凝结的露水，岁月流转，诗人感慨董仲舒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隔着千年时空，与董子一同悲叹涕泪。同时代的王士祯也著有《董子祠》一诗：“董公祠庙已荒凉，凭吊西京意倍伤。漫以园林劳主父，只将经术奉骄王。时逢明主身空老，志在春秋道正长。我自爱传繁露学，玉杯曾问广川乡。”当时，董子祠少有人来，很荒凉破旧，诗人对着长安追思先哲，更加悲伤。想董仲舒一生苦读经书，为帝国寻求良策，却也只能辅佐骄王，虽有明主却空待衰老。一腔报国之志，只能付于著作之中。清初诗人、文学家查慎行学问超人，家风醇厚，当时被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后遭革职回乡，又受文字狱牵连，郁郁不得其志。有一天，来到董子故里的董子祠，作《景州董子祠》，感慨：“醇儒岂以科名重，浊世无如经术轻。却笑武皇亲制策，牧羊牧豕尽公卿。”董仲舒作为一代醇儒，岂能以达官显禄来赢得世名，诗人嘲讽汉武帝亲览对策，也未能重用董仲舒，如今朝堂之上尽是滥竽充数之辈。

董仲舒任江都国国相六七年，江苏扬州至今还有“董仲舒宅”“董井”的古迹，以及自明代以后世代相传的祭祀“董子祠”的仪式。诗人彭桂造访董子的江都故居，诗题中写道“扬州鹾署为董江都故居，署后有祠，遗井尚在，丁巳秋瞻谒感赋”，面对先贤遗迹，诗人有感而发：“三策本《春秋》，反覆诫修省。正谊与明道，功利所亟屏。至今两庑祀，千秋日星炳。”《天人三策》都是本于《春秋》大义，反复警示修身自省的重要性。董仲舒的正谊明道和仁义大道，足以从祀先圣，彪炳史册。“两庑”是指孔庙大成殿东西两侧的房子，是后世供奉先贤先儒的地方，董仲舒自元代从祀孔庙，其他配享的后世贤儒还有韩愈、朱熹、王阳明等。

清代学者推崇董仲舒者，首推康有为，他著有《春秋董氏学》一书，认为：“不得董子发明，孔子之道，殆坠于地矣。……明于《春秋》者，莫如董子。”董仲舒发明《春秋》大义，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工部尚书魏廷珍在《重修董子祠碑记》中称：“孔孟之道绝而复续，厥功必推董相。”表明董仲舒对儒学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地位。学者皮锡瑞也高度肯定董仲舒的成就：“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

清代有大量歌咏怀念董仲舒的诗歌。学者李开叶曾作《董江都》：“东西两汉一醇儒，述作真能舆道俱。三策大廷存国史，十年贤相卧江都。平津阿世官应达，贾傅忧时骨早枯。试问传经诸博士，计功能似广川无。”意思是汉代醇儒董仲舒，既能够著书又能够传道，他以“天人三策”确立国本，又尽心尽力辅佐江都相。不管是官运亨通的平津侯公孙弘，还是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的贾谊，试问传经典的各位博士，他们哪位的功绩可以和董仲舒相媲美呢？

现当代

近现代以来，虽然对董仲舒的研究和评价几经沉浮，但学界一直极力褒扬和肯定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深入挖掘董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代价值。

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徐复观称：“儒家典籍中提到的三代学制，还只是儒家的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初步实现，实始于董仲舒的对策。”肯定了董仲舒将儒学理论付诸实践的历史意义。徐复观非常重视董仲舒的仁义思想，他说：“仲舒发挥《春秋》仁义之旨，而参以己意，用心恳笃，切近政治人生，欲有以求救其偏弊。即在现在，仍富有极大启发性，而又未尝违反先秦儒家本义的，莫要于以《仁义法》第二十九，但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发生影响最小，甚至不曾发生影响的，也是这一篇。”先儒多从政治哲学角度解读董仲舒的思想，却忽视了其《仁义法》一章所阐发的儒家仁义理论，而徐复观对此却颇为推崇和重视。

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说：“仁是爱人，这是孔子所说；义是正我，这是董氏的创见，与《易传》《荀子》关于义的解说正相反。董子所谓‘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从文字学来说是错误的，但他所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却有精湛的含义。”肯定了董仲舒仁义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含义。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董学大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教授用一副对联概括了董仲舒一生的功业：“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前对汉武，后相江都，初倡一统，罢百家书。”周桂钿教授将董仲舒定位为“盛世思想家”，他说：“孔子生于乱世，朱子生于末世，只有董子生于盛世。董子在‘对策’《春秋繁露》中讲了很多盛世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对于我们现在都特别有借鉴意义。”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现了自然主义哲学的政治化和道德化，其对儒家建立政制、形成对政治权威的深刻控制，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即便到了宋明，这种业已形成的制度也依然保持了其控制力，宋明理学中更为理性化的人道思想，亦不能与之脱开干系。”董仲舒思想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人民出版社编审，著名汉代思想史专家金春峰称：“天人三策，辉煌政论照千古；春秋繁露，治国安民得人心。”“正其谊，不谋其利，一身正气撼天地；明其道，不计其功，潜心著述育后人。”高度赞扬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一身正气。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永祥说：“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大教育家。”肯定董舒在汉代儒学和教育方面的成就。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余治平曾经做过一个比喻，他说：“在中国儒学史上，有三大巨擘：孔子、董仲舒和朱熹。如果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总设计师，那么，董仲舒就是中国文化的总建造师，而朱熹则是中国文化的总装潢师。”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恰当地说明了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余治平教授指出：“董仲舒的思想广博而深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深远的影响力，‘说不完的董仲舒’永远值得后人做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中山大学教授李宗桂从四个方面高度总结了董仲舒的贡献：“在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董仲舒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构建了封建社会新型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构建了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完成了思想统一；构建形成了政治家和思想家合作的传统。”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教授不吝笔墨，高度赞扬董仲舒：“厚德轻刑，省徭薄赋，上承孔孟下启百代，行儒家仁政德教治国正方略；举纲定常，变政更化，远追周公近绍荀卿，兼诸子改革维新理政大智慧。伟哉董子！”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杨朝明认为：“《春秋》大义明汉世，孔孟之道耀中华。”董仲舒发明《春秋》大义，推明孔孟之道。

安徽大学教授钱耕森说：“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学的发展，显然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所以说，他是儒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座丰碑，他开启了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他是第二阶段或者第二期的儒学即汉儒的最早、最大的代表人物。”肯定了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福滨称董仲舒是：“中国文化的建造师，直可敬称之为东道孔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星称董仲舒：“精思阐道成一代醇儒，发愤潜心铸千秋大业。”韩星教授认为董仲舒的汉代儒学虽然与先秦儒学有很大差异，但是“董仲舒总的来讲还是一位大儒，因为他的天人关系是以人文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最终目标是欲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于是就形成了‘中国式的道德精神’，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日本北九州大学教授邓红评价董仲舒：“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屈民伸君，上贤良三策应国是；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正谊明道，著繁露治狱传万代。”他认为：“作为春秋学者董仲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将《春秋经》的作者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抬高到了儒教教主的地位。从思想上而言，醒悟到了‘天’是儒教的至高无上的神祇哲学本体，从而使春秋公羊学获得了丰富的哲学内容。从政治上而言，以孔子为儒教教主，确定包含《春秋》经、《传》的六经为治国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马勇评价：“他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巨匠。另一方面，董仲舒又是‘新时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他立足于现实的前提，适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意识形态领域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显然有助于刚刚建立起来而在此后持续二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又属于‘新时代’的第一位思想巨匠。”

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正确解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董仲舒‘抑黜百家’，不是简单地否定百家，而是充分地吸收和挖取对方的精华，使百家失去存在的价值；董仲舒‘推明孔氏’，是取百家之长以完善儒学，使儒学达到善美兼具的境地。”为长期以来被误读的董子思想正本清源。

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儒联副理事长董金裕称赞董仲舒重视教化，称其“崇儒重教，固本培元”。

关于董子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说：“董仲舒学说的时代精神，首先集中体现为他汲汲于对儒学理论的重振与创新，使之从文化儒学转型为政治儒学，基本完成了儒学与汉代政治生活之间的有机结合，为儒学在思想界独尊地位的确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黄开国重视从经学角度解读董仲舒的思想，他说：“在 ‘春秋公羊学’的发展史上，《公羊传》为‘春秋公羊学’的发展提供了文本的依据，而董仲舒则奠定了发明微言的基石。由董仲舒对微言的发明，才奠定了‘春秋公羊学’理论的基本特色。”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教授，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李奎良给予董仲舒高度赞扬，认为董仲舒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希望董子思想能发扬光大，造福当代，他说：“董仲舒不仅是教育家、经学家、思想家，同时他又是汉代社会制度的设计师；董仲舒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他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