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服饰美学思想主要在《春秋繁露》的《服制像》和《服制》两篇中有充分的阐述。

在《服制像》篇，董仲舒指出了“服制”与“天命”“礼制”的内在联系。“服制”是“天命”“礼制”的外显；“天命”“礼制”是“服制”的内涵。人类通过剪裁自然、运用色彩，装饰自身，体现礼仪，顺应天命。董仲舒描述了人的四种最盛大的配饰：宝剑佩在身体左边，这是青龙的象征；宝刀戴在身体的右边，这是白虎的象征；黻（fú）戴在身体前面，这是赤鸟的象征；冠帽戴在头上，这是玄武的象征。他将这四种灵兽纳入诠释“天”的基本构成的“五行”系统，使之与“五行”的“木火土金水”，“五方”的“东南中西北”和“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对应并举，从而使宝剑、宝刀、黻、冠帽这四种配饰都具有了“服制象天”意味，具有了天的权威。董仲舒认为服装不但具有“盖形暖身”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明别上下”的社会价值。如果只是为了遮羞保暖，那根本没有必要“染五采、饰文章”。衣服的外部装饰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标识，具有政治伦理价值，是礼制的重要内容。

在《服制》篇，董仲舒论述了不同等级的人在服饰上的不同规定，提出“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zī），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即使有贤明的才干和俊美的体态，没有相应的爵位，就不能穿相应爵位的衣服；即使家庭富裕、钱财众多，没有相应的俸禄，就不能使用相应的钱财。

我们常说“量体裁衣”，但在董仲舒这里，应该是“度爵制服”。“爵位”是“制服”的前提和依据。同样的衣服，不同等级能够穿着的场合也是不一样的。天子穿的有华美花纹的衣服，诸侯闲居时就不能够穿，而只是在祭祀时才能穿；大夫穿的有边缘装饰的衣服，士闲居时就不能够穿，而只是在祭祀时才能穿。可见，地位高的人穿的常服，是地位低的人穿的礼服。还有一些贵重的衣服，地位卑下之人是不能穿的。比如工匠、商人不能穿用狐皮、貉皮做成的衣服，受过刑罚和正在服刑的人不能穿用丝绸做成的衣服。董仲舒认为，只有“贵贱有等、衣服有别”，各个阶层才能各安其位，社会才能稳定和谐。(www.daowen.com)

社会各阶层的固定服饰，成为识别社会成员的重要标志。正如张铭远先生所讲：“中国的‘服制鼎成’是以严格的等级界线为前提的。……即便是在官服约束之外的人们，也都规规矩矩、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归入社会集团的某一类，依照同类成员的一般习惯进行装束。身为布衣的平民百姓觉得自己生来就该穿着‘布衣’，而那些像孔乙己似的酸秀才，则是至死也不肯脱下自己的长衫的。”即便在服饰多元化的今天，服饰的等级色彩已然消退，但是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得体适宜的服饰仍然是知礼尊礼的表现。

总之，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其自然美学、音乐美学还是服饰美学，其实质都是“政治美学”。他谈论审美或艺术问题都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汉帝国的合法地位并实现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和目的性。因此，董仲舒是实现了从先秦“道德美学”到汉代“政治美学”转化的奠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