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认为，教化万民，是圣王的重要职责和重任，万民之性“待教而善”，君王承“天意”治理百姓，教化的责任，既是“天意”的显现，也是王道的践行。

董仲舒认为，自汉朝建立以后，秦朝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秦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习俗薄恶，如果现在还以法令来禁止，则是徒劳无益的，如同“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所以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要实行“更化”，“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德政为主，刑罚法令为辅。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教化是治国大道，如果不以教化引导万民，那么奸佞邪恶便会丛生，就像是决堤的洪水，刑罚法令也无法阻止。“教，政之本也”，只有重视礼乐教化，才是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让万民主动向善，而不是被动地不为恶，教化之根本确立了，四方百姓才会安定。

实施教化的圣人或君王，是主导者、引领者，起着以身作则的示范性作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政者，正者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执政者率身以正，则万民效仿。《荀子·君道》篇也说：“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王如盛水的盘，盘的形状决定了水的状态。既然君承担着重要的教化责任，作用如此关键，那么人君的德行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董仲舒反复论述作为君主的德行，强调君主的教化对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对君王提出很高的要求：“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天人三策》）。作为王者，必须上承天意以顺命，自身也要遵循五常之道，加强道德修养，对下以教化万民为务，施以德教，成民之性，这是为政的根本。“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天人三策》），君德配天，才能正四方，担负起教化万民之责。

儒家以礼乐教化万民的思想，影响深远，在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责复杂多样，但教化人民也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责任。

1.教化的内容

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教化人民，也就是儒家提倡的礼义之道和礼乐文化。教师是经学博士，教材是儒家的典籍，博士以《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等经典教授学生。教师和教材都是统一的，从“师异道”变成“师一道”，尊奉儒家经典，从而使儒家思想政治化、官方化、正统化，儒学地位受到尊崇。

在儒家看来，诗书礼乐是人之成为“人”的重要学习内容。孔子重视礼教和乐教，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圣人制礼作乐，颁布刑政，设立礼乐刑政的法则，规范人们的欲望和行为，这就是礼乐教化。董仲舒指出：“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可见，其教化内容也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五常思想，孝、悌、尊、卑等礼乐文明，“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天人三策》）。通过礼仪的学习和熏陶，来培育坚固人的性情、志向、信念，人民懂得礼义而不触犯刑罚，从而教化通行，民风醇美。

2.教化的功用

董仲舒从历史的角度，认为礼乐教化对于圣王的功业来说，有着重要的功用。(www.daowen.com)

一是巩固统治。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圣王虽然已经不在了，但后世子孙仍可安宁数百年，都是凭借礼乐教化的强大功用，礼乐教化深入人心，可以安定民心，安邦定国，巩固统治。

二是移风易俗。因为礼乐是源于人心之喜乐，能够反映出社会风气和政治兴衰，圣王依据当时的社会民情，制礼作乐，教化百姓，能更好地“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天人三策》）。对人民的教化作用非常显著。董仲舒看到礼和乐殊途同归，都是源于人心，顺应民情，所以有着化民成俗，引领风尚的功能。

三是培养人才。董仲舒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强调教化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天人三策》：“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贤才是实施教化的本源。董仲舒所说的“人才”，首先是仁义兼有，能以义正己修身，以仁爱人，实行仁政；其次是仁智并举，德才兼备。有仁爱更要有智慧，有才华更要有德行。《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有仁有智，有位有德，德位相配，才是真正的君子和仁者。

3.教化的实施

董仲舒不仅在理论上充分阐发了教化思想，而且还向汉武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建学校、举贤才、重新塑造君子等，这些举措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聚集教化的核心力量。董仲舒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天人三策》）立太学、行教化是选拔人才，以德治国的重要途径。太学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培养精英。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另外，董仲舒还建议“设庠序以化于邑”，不仅在京城设太学，还要在各个郡县设立地方学校，教化基层百姓，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不同层级的教育体系。这是董仲舒重视普通民众的教育问题，实现教化“万民之性”的有效举措。

同样，如何选贤任能、考核政绩也是实现教化的重要环节。董仲舒认为社会风气不清明，黎民百姓不安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吏不明”。“长吏”就是地方长官，是主要执政者。所以，董仲舒在考察选拔官吏和奖惩措施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董子方案”，指出“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天人三策》）。考核官员的标准，不能只看职位高低，资历深浅，还要以实际政绩作为重要依据，以才德高低、功劳多少来考核。考核的方法是量化分等级，董仲舒提出“九品”之说。而且对官员的考核要常态化、制度化，考核的结果是进行赏罚的重要依据。这些举措既有利于选拔人才，又能加强监督机制，使官员尽职尽责，建功立业。董仲舒的这套文官选拔和考核制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西方的官僚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董仲舒直接继承了儒家重视礼乐教化的思想，从人性论出发，建构起较为完备的教化思想体系，这既是董仲舒德治、仁政主张的延伸，也是他治国良策中的重要内容，根本目的是有效地推行德政，教民成善，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崇德重教观念的形成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都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在新形势下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