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司法领域提出了“春秋决狱”，也就是将《春秋》大义引入法律程序，也称“引经决狱”或“引义决狱”，意思是如果官吏在断案时，碰到了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了疑惑，可以直接采用儒家经典阐发的大义作为司法定罪量刑的判断依据。目的是运用法律的力量，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真正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退休回家后，朝廷经常就政法问题派廷尉来咨询，于是董仲舒写了《春秋决狱》一书，列举两百多个案例，以《春秋》大义作为判案标准，指导司法实践，内容非常详尽。但这本书已经失传，只能根据当时和后代其他著作的零星记载，来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思想。

1.尊尊亲亲

根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弑杀君父没有所谓的“即将”，有这个打算就应该诛杀，这是“尊尊”，保护君父特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这是“亲亲”，维系亲属关系。强调父子之间应当相互包庇隐瞒，不得相互揭发犯罪行为。据史书记载，有这样一个案子无法判决：甲没有儿子，在路旁收养了一个弃婴，视为己出。等这个孩子长大后犯罪杀了人，甲知道后，就把儿子藏了起来，问应该怎样处理甲的行为？董仲舒说：“甲宜匿乙。诏不当坐。”依据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传统，认为父亲应该把儿子藏起来，不能判罪。以儒家经义指导法律实践，是对秦和汉初法律的驳正，也是董仲舒对礼法关系的基本主张。

2.反对株连

根据《春秋》之义，“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公羊传》昭公二十年），如果触犯刑律，做了恶事，则只限于惩处作恶的当事人，而不累及他人；如果做了好事，可以善及后世子孙。这也是对自秦以来实施“连坐制”等严苛律法的纠偏和返正。

3.痛疾首恶

《春秋》疾首恶。疾，是痛恨。“首恶”是第一个做这类坏事的人。“《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汉书·孙宝传》）。董仲舒将其引入法律，“首恶者罪特重”（《春秋繁露·精华》），对这一类恶事的首犯者要特别加重刑罚，这样不仅可以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类似的犯罪行为发生，达到“省刑绝恶”的目的。(www.daowen.com)

4.原志定罪

志是指心志、动机。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注重分析犯罪动机，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的出发点是否违背纲常伦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有罪，或罪轻罪重。《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原其志”是最大限度地考虑罪犯的动机问题。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留下这样一则案例：父亲因与人争辩发生斗殴，那人用佩刀刺杀他，儿子甲怕父亲吃亏，就操起木棍去救援，不料误伤了父亲。汉官吏认为儿子甲犯了殴父罪，依律应处枭首之刑。董仲舒认为儿子甲的动机并不是殴打父亲，不应当治罪。他讲了《春秋》记载的一则类似的事例，作为参照。许悼公身染重病，他的太子许止好心弄来一服药，熬好后喂给父亲喝，结果导致其父死亡。《春秋》鉴于许止不存在“弑父”的动机，所以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儿子甲误伤其父案和许止喂药案一样，不存在主观故意，所以不应该处以枭首之刑。

因为注重动机，所以在评判事件时就会出现“同罪异论”或“异事同论”。比如齐国的逢丑父和陈国的辕涛涂都欺诈三军，但他们的处罚结果却截然不同。逢丑父欺三军，尽管救了齐顷公的性命，却置国君于“大侮辱”的境地，应当被处死；辕涛涂欺诈齐军，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所以不应该受到惩罚，这是“同罪异论”。公子目夷是宋襄公的兄弟，在宋襄公打了败仗被敌人捉住后，目夷扬言要代替宋襄公继位，以打消敌人灭国的妄念。后来宋襄公被释放后，目夷又把君位还给了他。祭仲是郑国的大夫，在宋国的要挟之下，假装答应把国君忽赶走，立公子突为国君，但回国后为避免发生内乱，并没有践行诺言立公子突。董仲舒认为目夷和祭仲虽然行事完全不同，但最终都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所以《春秋》予以肯定和褒扬，这是“异事而同论”。董仲舒列举这些有代表性的史实，是为了说明行为的原动机是最主要的，官吏在审察案件时要格外重视。

另外，董仲舒重视事实，讲“本其事”。“本其事”，也就是要探究案件的本来面目，依据事实真相，这是对案件真实性的把握，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裁断案件才能还春秋决狱以本来面目。然而案件发生后不可能还之以本来面目，需要法官根据当事人的情况来寻找证据，作出判断。这样就对官员的德行和素质就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董仲舒认识到官吏的重要作用，也非常强调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定详尽的考核和监督制度，可谓用心良苦。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法治方式，推动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些制度和原则有效地补充了当时法律存在的空白，极大地完善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董仲舒引经断案并没有脱离开法律，只是使法律条文的适用更富有儒家所提倡的人情味道，更具有了“情理”，其中所包含的注重心理动机、宽以刑罚等思想是对秦汉以来酷法的一个平衡，他引经所断的案子基本都减轻了刑罚或免予刑罚，是重情理、重民本的体现。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统帅法律的观念，使法律与儒家礼义相结合，礼法兼备，这是法律的最理想的目标。尽管在司法实践中，难免有失偏颇，存在主观臆断、枉法裁判等消极的一面，但董仲舒的一番苦心和努力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董仲舒倡导“春秋决狱”之后，德治的色彩日益浓厚，引经断狱的风气日益盛行。

总之，董仲舒的法律思想以“天”为逻辑起点阐发了德主刑辅的理论，以春秋决狱推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根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现代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