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主张的“调均”，必须遵循两个原则：贫富有差和贫富有度。所谓贫富有差，也就是社会制度要区分上下等级，“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春秋繁露·度制》），只有不同等级的人各就各位，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可见，董仲舒的“调均”不是无差别的“平均”，他主张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要适度。那么，适度的标准是什么呢？董仲舒提出“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富的能示贵，穷的能生存，这就是那个最合适的“度”。董仲舒所说的“调均”，就是封建国家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等手段，干预和调控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防止贫富过度不均，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实现上下相安，天下太平。

董仲舒在这里不仅提出了要“调均”，更提出了明确的调均标准和原则，这相对于先秦儒家的均平思想是一个进步。“调均”思想体现了儒家的公平观，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

董仲舒调节贫富的主张，是其“中和”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表现。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提出“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和是天地之正道，因此贫富两极分化就是违背天地正道的，必须通过调均使之返回正道。(www.daowen.com)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富者不太富、穷者不太穷的理想中和状态呢？董仲舒同样主张要效法天道，做到“不争利”“不兼利”。他说上天都不会把好处重复地给予一个个体，有了角的动物就不能再有上齿。所以已经拥有大的利益，就不能再拥有小的利益，这是天数。已拥有大的利益，还要兼得小的利益，连上天也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所以圣明的人仿照上天的行为制定制度，使那些拥有高俸禄的人，也都不能兼有小利、去跟人民争夺利益，这是符合天理的。

董仲舒认为“不与民争业”，不但是“上天之理”，也是“太古之道”。在《天人三策》中，他给汉武帝讲了战国时期鲁相公仪休的故事。鲁相公仪休回家吃饭的时候吃到自己家种的葵菜，就到园里把葵菜全拔了；看见妻子在织布，就发怒，休了妻子。他说：“我已经拿了俸禄，怎么能又夺菜农、女工的利呢？”董仲舒说古代当官的都是这样，自己拿了薪金，就不能再与菜农、女工争夺行业的利益。所以，上行下效，社会风气就好。在《春秋繁露·度制》中，董仲舒还引《礼记·坊记》的话“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说明君子应该当官就不种地，种地就不打鱼，做到不兼业、不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