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提出的治官之法主要包括选才任贤和官员考绩，既从源头处控制官员的质量，又十分重视在过程中对官员的考察。严格的选官和考察制度使得官吏不得不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尽量做到律己爱民。董仲舒的治官之法对现在领导干部的选拔、考核与评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董仲舒提出要选才任贤。他认为选才任贤是必要而重要的，是人君效法天道的正确做法。《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讲了如何效法天道，即：“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实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作为君主，要效法天道。所以重视爵位而治理国家，是为了显示尊严；博爱民众，是为了施行仁道；居住深隐，看不见他的形体，是为了显示他的神妙；任用贤能的人，观察聆听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是为了使自身做到明察秋毫；按照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贤愚不同而分别等级，是为了使他们互相承接；招引贤人而自己主动接近他，并将其储备为自己的得力辅臣，是为了能够刚强；考核功绩的实际大小，核定高低等级，是为了形成一个朝代的立政规模；提拔有功劳的人，罢免没有功劳的人，是为了做到赏罚分明。

董仲舒判定贤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春秋繁露·通国身》中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可见，董仲舒认为贤人应该是“人之清者”，具有清正廉明的美德。董仲舒之所以如此重视官德，是因为当时政治生活中官吏的素质堪忧。他在对策中直言“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以富訾，未必贤也”（《天人三策》），指出那些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这些郎官是什么人？都是年薪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是“官二代”“富二代”，在才能上不一定贤明出众。

董仲舒十分反对当时不考虑才能和品行的“任子”和“赀选”选官法，提出了“养才”“荐才”和“用才”的具体措施：“养才”的具体方法是“兴太学，置明师”；“荐才”的具体方法是让列侯、郡守、二千石等地方大员，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作为考察大臣的一个重要指标；至于“用才”，他主张“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天人三策》），不看资历看才能。通过这些选官制度，在源头处控制了官员的质量。(www.daowen.com)

其次，董仲舒主张对官吏实行考绩制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考功名》中详细论述了他理想中的官员考察制度：“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试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绌陟，命之曰计。”可见，董仲舒主张的官员考察制度既有小“试”也有大“考”，既针对“贵者”也针对“贱者”，且最终要和“黜陟”挂钩，具有层次性和可操作性。

总之，董仲舒以天道指引人间政治的大方向，全面提出了其政治主张。在指导思想上，主张“大一统”；在施政原则上，主张以民为本；在官员队伍建设上，重视选才任贤和考核评价，对汉朝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