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并将其天人理论贯穿其中，提出了“天立王以为民”“君民一体”以及反对暴政、赞同有道伐无道的观点，还提出了一系列爱民、利民的具体主张。

第一，“天立王以为民”。董仲舒借助“天”来阐发其民本思想。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就清楚不过地告诉了君主，天生万民并不是为了君主一人，王权只是授予那些能安乐民众的有德之君，而对于那些残害民众的君主，天自然会收回他们的权力。人民不是君主的目的，相反，君主成为人民的目的，这无疑是一种“天”之下的民本主义思想。董仲舒对天的权威的强调并不影响、反而巧妙地体现了他的重民、爱民思想。

董仲舒认为天道以“仁”为内涵，人又受命于天，那么人就应该效法天道，据天道施仁政，而施仁政最重要的就是爱民重民。《春秋繁露·王道》说：“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董仲舒强调统治者要实施仁义，收服民心，教化百姓，以巩固天下，这是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

董仲舒还以“五行相胜”来论证君要安乐民众，而不应该贼害民众的重要性。他说：“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在董仲舒看来，君不能为民，民必会叛君。显然，董仲舒已把君王能否“乐民”“为民”看作是统治能否得以维持的一个决定因素，这种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董仲舒的“王者作乐”中也蕴含着深厚的民本思想。他主张，王者受天命必改制以应天，必作乐以应人。改制以显天命，作乐以示民命。改制是王者的初始任务，作乐是王者的最终任务，而且这个政治使命和神圣的“天”相贯通，所谓“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第二，君民一体。董仲舒说：“君者，民之心；民者，君之体。”（《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将君比作心，民比作体，民乃立国之本，有体才能有心，体之不在，心将存焉？他还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灭国上》）民之所往是君之存在的条件，君不可失群，失去民众，则政权不保。君如能使万民所往，并得天下之民众，那么他将无敌于天下。由此可见民对君来说是多么重要。(www.daowen.com)

董仲舒主张伸天仁民，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民从君乃天经地义；其二，君有德则民为顺，君无德则民为逆。“伸君”的前提是“伸天”，即君必须效法天地之仁。尊君与爱民在天意的协调下达到和谐统一。

第三，反对暴政，赞同有道伐无道。董仲舒公开主张汤武革命。他认为桀纣这些失去民众的无道之君，“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也只是没有民众支持的“独身者”“一夫之人”，应该加以讨伐。他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在这里，他把殷灭夏、周灭殷、秦灭周、汉灭秦的原因说成了是有道伐无道。一方面说明它们之间取代与被取代是正当的，因此汉政权的建立也是具有合法性的；另一方面也对统治者提出警告，要求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施行仁政，否则就有可能被推翻。他警告君王说：“仇雠其民，鱼烂而亡，国中尽空。”（《春秋繁露·王道》）将百姓视为仇人，国家就会灭亡。从董仲舒的这些言论来看，他的反暴政的重民思想几乎同孟子如出一辙。

第四，提出一系列爱民、利民主张。董仲舒是为民生计焦思苦虑的思想家，在写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反复强调“爱民”的重要意义：“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爱施兆民，天下归之”。（《天人三策》）这表明“爱民”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根据。在民本的具体实施上，董仲舒向皇帝上疏，提出不夺民时、薄赋敛、省徭役、宽民力等具体措施。孟子曾经为制民之产立了一条基本的标准，就是要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继承这一思想，提出了要使老百姓“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汉书·食货志上》）的主张。针对汉武帝大兴徭役、兵役，老百姓苦不堪言的状况，董仲舒奉劝统治者要“省徭役”，并从阴阳五行观点论证统治者顺应四时五行规律，注意与民休息和不违农时的重要性。

董仲舒民本思想披着天人学说的外衣，虽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是从本质上看，他用天指引君主、约束君主，主张安民、乐民、为民、重民，民本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董仲舒可以称得上是西汉乃至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本主义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