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考的主要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永恒命题。在这一关系中，天人合一作为一种著名的哲学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至董仲舒则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哲学命题。

董仲舒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所谓“以类合之”就是承认天与人是一类，然后才得出“天人一也”的结论。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他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一切事物都各自顺着名，一切名都各自顺着天意。天与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就合而为一了。

为了论证这个命题，董仲舒把“天”与“人”从外在形貌到内在性情都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说，人是天生的，所以人像天，人副天数。人体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和一年的日数相副；人有大骨节十二块，和一年的月数相副。人的四肢与四季相副，人的五脏与五行相副。有数的，按数量相副；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副。天有阴阳，人有喜怒；天有山谷起伏，人有五脏六腑；等等。总之，人是天的副本或缩影，天人同质、同构，因此是同一类的。

同类的东西会相互感应。天人感应说不是董仲舒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董仲舒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并加以发展，对于这个学说的流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周易·乾卦·文言》中有同类相应的说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各从其类也。”同声相应就是声学上的共鸣现象。董仲舒也以共鸣现象为例讲感应：“鼓其宫而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敲击宫调的钟，其他宫调的钟也发出同样的响声，这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指的是阴阳之气相互感应。水流湿，就是流向低洼潮湿处；火就燥，一堆柴，有干燥也有潮湿，一旦点着，火就烧到干燥的柴。董仲舒认为，感应是无形的，是人肉眼看不见的。(www.daowen.com)

既然天和人是同一类的，同类的事物会相互感应，那么天和人之间就会相互感应。董仲舒指出，天、人之间是通过“气”这个中介物进行感应的。他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浸没在阴阳之气中，就好像鱼浸没在水中，人与气之间没有任何空隙。人一直浸在气中，自身的阴阳之气与身外的阴阳之气就会相互交流、感应。

从个人的角度看，有些人一遇到阴雨天气就会出现腰酸腿痛的现象，特别是身体受过伤的地方，会格外酸痛。董仲舒说，这是因为上天和人体都是有阴有阳。在阴雨天气，天的阴气占了上风，人体内的阴气因为与天的阴气同类，就会发生感应。由于感应主要发生在人体阴气比较集中的腰膝和旧患之处，所以人就会出现这些相应的症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求雨》中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

从国家社会的角度看，天人感应实际上就是天与管理着人间的君王之间的感应。董仲舒说：“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地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小的异常叫“灾”，大的异常叫“异”。董仲舒认为，这些灾异不是随便出现的，它们是天对人间的警告。上天一直关心着人类社会的治理情况，如果人间的统治出现了一些小的过失，天就会降下水旱之类的灾害来“谴告”之；如果“谴告”了还不知改正，天就降下日食、月食之类的“怪异”来“警惧”之；倘若仍然无济于事，就只能说明统治者是咎由自取，上天就要革掉他的命了。

董仲舒给自己的学说披上了一层“天人”目的论的神秘外衣。他根据“天人合一”的原则讨论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规范，设计礼制、官制的体系和规模，阐述庆赏刑罚的道理，分析经权常变的关系，提出德政教化的主张。尤其是，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为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创造了哲学依据和社会心理基础。天人关系论在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起到了骨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