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提出、论证了许多经学史上著名的命题，后世经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命题的争论而展开的。

1.以《春秋》当新王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是孔子怀有大目的的制作。《春秋繁露·俞序》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认为孔子作《春秋》，目的不在于整理、编订一部翔实可靠的春秋史书，而是为了通过对史实、人物的褒贬，确定某种统治秩序，确立行为的规范。

在《春秋繁露·符瑞》篇中，董仲舒指出，孔子接受天命，然后假托于《春秋》来改革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想通过作《春秋》达到“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的目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再三强调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三代改制质文》），“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玉杯》），都是将着眼点放在改制上，强调《春秋》是孔子借以实现改制的理论工具。

董仲舒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的一部治国大纲。对于统治者，学习《春秋》是绝对必要的，“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春秋繁露·俞序》）。国君如果不学《春秋》，就看不到身边的危难，就不清楚自己作为国君的重任。如果国君能够按照《春秋》的大纲大法行事，那就何止能除掉灾祸，简直是可以实现圣王的事业，“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因此，“《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

正是基于对《春秋》的此种认识，于是有董仲舒“以《春秋》当新王”的说法。在他看来，《春秋》虽然是一本书，但是寄托着孔子拨乱反正致太平之志，故而将其视为一个“王者”；而所谓的“新”，是相对周朝而言，《春秋》继周之后成为一个虚拟的“新王”。

2.“素王”说

董仲舒“以《春秋》当新王”，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王者之心为后世立法，绝不仅仅是普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公羊传》说“（孔子）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这些说法，继续抬高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政治地位，在《天人三策》中明确地将孔子定位为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的“素王”。

董仲舒尊孔子为“素王”，提高了儒学的政治地位，对两汉经学影响非常大。不仅今文经派承袭其说，就连古文经派也很少加以否认，如贾逵《春秋序》说：“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玉海》卷四十六）郑玄《六艺论》亦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全后汉文》卷八十四）即使是像王充那样具有异端气质的思想家，也认为：“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论衡·超奇篇》）

3.三统说(www.daowen.com)

董仲舒“以《春秋》当新王”，认为这个“新王”是继承的周代，从而把“《春秋》继周”纳入了当时流行的“三统说”理论。

什么是“三统”呢？按照董仲舒的理解，一年十二个月，有三个月可以被确定为岁之首，也就是“正月”。这三个月分别是寅月（农历正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夏朝以正月为岁首，商朝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朝以十一月为岁首，这就是“三正”。三正不同，物象的颜色也不同，因此本朝崇尚的主色调就不同。夏为黑色，商为白色，周为赤色。三个朝代的黑、白、赤三种颜色就成为董仲舒所说“三统”的标志。董仲舒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从黑统开始，经过白统，到赤统，再回到黑统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统”字则蕴含着开始、根本、纲领、纪要之意。根据寅、丑、子这三个月建立起相应的服色、礼器、官制、刑法等礼乐制度，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三统”。

关于“三统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

根据三统说，夏、商、周三代分别得黑、白、赤三统。现在《春秋》既做了新王，自然应该是“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这样一来，周便成了“王者之后”，再加上周之前的商，就组成了新一届的“三王”。上届三王之一的夏，就得改号，称为“帝”，进入“五帝”的行列，“录其后以小国”，这就是所谓“绌夏”。而原来五帝中最早的一位则要绌而为“九皇”了。所以三王、五帝、九皇，都不是固定的名称，而是推移的名称，好像亲属之有高祖、曾祖和曾孙、玄孙一样。

4.改制说

董仲舒认为孔子以《春秋》当新王，新王代替旧周，于是就要实行“改制”。那么，究竟什么是“改制”呢？《春秋繁露·楚庄王》篇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改制”并不是改变治国的根本道理。

那么，“改制”是改什么呢？董仲舒说是“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可见，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改变居处、称号、正朔、服色这些属于外部形式的东西。

为什么要改变这些呢？董仲舒认为改制是为了表明受了天命当新王，而不是继承前朝的王位而当王。如果一切都因袭前朝的制度，没有什么改变，这跟继承前朝的王位而当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接受天命当了新王，这是老天在显扬你，你要只是一味因循旧朝，不进行变革，这可不是上天的意愿。这样的改制，实际上是为“新王”的合法性作进一步的论证。至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是不必改也不可改的，这些就是所谓的“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看来，董仲舒春秋学中的“改制”，其实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